内容提要：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阿多诺的道德哲学，指出他的道德思想是对西方道德哲学的批判继承，他提出的“道德低限”的主张是对维系人类存在的基本道德伦理的反思，表现了阿多诺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的关切。第二部分结合阿多诺的道德思想来分析我国学术界对普世伦理学的讨论，强调用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去研究道德伦理，指出道德伦理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普世伦理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道德规范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永恒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关键词：阿多诺  道德伦理  普遍性  特殊性
 
一、
 
    在阿多诺的全部论著中，关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论述并不多，目前出版的主要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和《道德哲学的问题》(probleme der moralphilosophie)这两本书。这样，从表面上看来，阿多诺似乎并不特别重视道德哲学或伦理学问题。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阿多诺的思想历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还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年轻的阿多诺就被霍克海姆批判理论的重要论著《唯物主义与道德》所打动。[1]在二战期间，阿多诺作为一个犹太后裔的德国人，亲身经历的法西斯的歧视和迫害，感受颇多，二战后返回德国在51年就出版了《最低限度的道德》。在这部书里阿多诺不仅控诉纳粹的倒行逆施，而且反思和批判了当时世风日下的欧洲道德状况，文风多有警言格句，颇有哲学散文的韵味，在当时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此后阿多诺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道德哲学予以理论反思，在1956／57年开设伦理学课程，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尼采等人所代表的西方道德哲学进行讨论。这种情况正如哈贝马斯现在所回忆的那样，经历过纳粹时代的人们深切感受到当时的道德腐败，人们只能“自我同情、自我排解和丧失感觉”，正是阿多诺“以其特有的知识的迫切性和深刻的分析，通过坚持不懈的批判才挽救了这个伟大传统的本质”。[2]令人遗憾的是，阿多诺这次讲课并没有留下完整的录音和记录，使我们不可能了解他当时在这方面的思考。进入60年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阿多诺在欧洲思想界已经享有很高声望。他在坚持社会批判的同时，不可能不对道德哲学的一些疑难问题重新加以审视。尤其是他面对的情形与战后又不相同，这时的西方社会一方面是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工业社会的弊病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充分显现，反映在哲学界和思想界的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呼声汹涌而来。把自己视为“最后哲学的代言人”的阿多诺决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勾勒出道德哲学的历史发展，或者满足于用格言形式撰写的《最底限度的道德》，而是应当提出既具时代特点、又有深度的道德或伦理思想。于是，阿多诺结合霍克海姆的《唯物主义与道德》，反思二次大战的历史教训，重新思考和阐述了道德哲学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所遇到的难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基本哲学问题。1963年5月至7月，阿多诺讲授这方面的思考结果，讲课的风格朴实直白、深入浅出，但讲课所涉及的内容却并不轻松，这就如他自己所说，他“抛出的不是面包，而是石块”。[3]这部讲课稿实际上是为其代表作《否定辩证法》做材料和思想上的准备。此后，阿多诺也一直在思考道德哲学的问题，特别是他看到一时风起云涌的大学生运动，更使他在这方面产生很多想法。为了避免或减少产生于民众自发性的反抗运动及其带来的消极后果，帮助人们提高这方面的认识，阿多诺直到去世时还在计划撰写“道德哲学的书”。[4]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道德哲学是阿多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虽然他最终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完成道德哲学的系统论述，但他一生关于道德伦理思想的著述，尤其是他的《道德哲学的问题》毕竟向我们展示了他在这方面的基本思路，使我们能够把他的思想与当代伦理学进行比较性的研究。
 
    《道德哲学的问题》全书都是围绕着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评说而展开的，并且由此散发到全部近现代西方道德哲学。阿多诺在这里首先分析了道德哲学与伦理学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他认为，虽然道德和伦理都出自同一个词源“ethos”，但现在人们过于强调伦理学概念所包含的个体意义，奢谈所谓“良心中的良知”，而忽视了道德和伦理中理应具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内涵，他明确无误地说，“伦理学概念实际上是把理应揭示任何一种道德或伦理问题的深刻思考的主题范围予以缩小而加以简单化了。”[5]他因此反对用伦理学概念去代替道德哲学的概念，而主张坚持使用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哲学”的概念。同时阿多诺不仅认为道德哲学是实践哲学的问题，而且还认为道德哲学从更深层次上也是理论哲学的问题，因为理论与实践在根本上都来自生活，因而是具有同一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把道德哲学视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他非常明确地说，“‘我们应当做什么’是道德哲学的真正本质的问题；我甚至还可以补充说，这是一般哲学的最重要问题。”[6]关于这一点，阿多诺通过对康德的道德哲学的评说去加以论证。他认为，现在很多人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只是单纯地从实践理性去考察康德的道德哲学，这是对康德的道德哲学的一种肤浅的认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纯粹理性批判》中有关二律背反的学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康德的道德哲学就建立在他的意志自由学说的基础之上，而“自律”与“他律”的矛盾不过是理论理性中的自由与因果性、自由与必然性这个二律背反在实践理性中的反映。康德的“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的公设不仅是对建立在“意志自由”这个公设之上的道德学说的补充，而且还是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哲学的结合点。阿多诺在对康德把自由概念引入到哲学中大加赞赏的同时，也看到康德道德哲学的“空洞”和“软弱”，因为康德所鼓吹的“至善”是一种不顾主客条件的主观设定，在现实中不具有实际意义，显得空泛而软弱。
 
    尽管阿多诺十分敬仰黑格尔，并且继承和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他并不欣赏黑格尔的伦理学思想。阿多诺承认，黑格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确实有道理，他把具体的伦理内容赋予给道德哲学，从而在表面上取得进步。但是，黑格尔始终有这样一个观点，即在一个民族的整体性基础上，可以实现实在性与观念性、自然世界与道德世界的统一，以此推演下去，道德和法则就可以表现为客观精神中的主体性因素和客体性因素。这样，黑格尔在这方面就混淆了道德理念的普遍性与道德实在性的区别，混淆了一般的道德戒命与具体的现实要求之间的区别，并且使其道德理论与一个民族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在方法上会由此发展出一种统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做法。黑格尔的错误就在于，他“实际上承认客体有理性，从而让自己的理论陷入矛盾之中”。[7]虽然黑格尔也主张意志自由，但由于他以为道德的最后阶段表现为民族的意志和国家的自组织形式，所以，黑格尔为国家权威进行辩护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的这种思想不仅不具有康德道德哲学的纯洁性和批判性，而且由于注重个人的利益得失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很容易屈从于外在的权威和压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的“具体”是对康德的“抽象”的倒退。
 
    阿多诺充分肯定尼采对基督教和市民阶层的虚伪道德的揭露和鞭笞，他说，“尼采的无与伦比的意义——在我看来，这个意义远远超过一切可能的阴暗和反动势力曾经对他的某些定理的利用——在于，他恰恰在好的事物中对坏的东西进行揭露，因此，他对坏的东西的表现所进行的批判在社会积极性上相当具体。”[8]阿多诺在这里看到尼采的批判所具有历史辩证法的意义，看到尼采批判对西方哲学转型所作的贡献。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