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和思维训练。结果，当他们走上学术前台时，显示出了严重的底气不足和起点偏低。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本世纪上半叶，我国曾出现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这些人的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而后半叶则几乎很少看到大学者产生，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即便有，也大都是以前打下的底子，甚至是上半世纪就已经成名了的。第三，造成了中国当代美学近二十年的空白。人们提到中国当代美学，总是从五十年代一下跨入八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和整个七十年代成了一片空白！也许对于历史来说，二十年只是一瞬间，但对于个体来说，二十年已经是人生的三分之一了！当然，这不是美学本身的原因造成的，但当时中国整个思想界所弥漫的对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难道不该负一点责任吗？　 

五、美学研究的政治化 

    新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主要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对于澄清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中的一些混乱观念、规范文艺创作中的指导思想、督促艺术家们创作出更多的具有现实精神的作品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它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但是，毋庸讳言，这个讲话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的。它关于文艺创作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它关于文艺的标准的规定中。在这个标准中，它明确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这样，文艺的本应是无限丰富多彩的内容被剔除了，只剩下了政治内容。文艺被完全从属于政治，被彻底政治化了。在这种彻底政治化的文艺理论中，只有两种文艺，要么是革命的，要么是反革命的。而所谓革命的文艺，只有歌颂和暴露两种形式。所谓歌颂，是对解放区而言的，歌颂的对象是政策、政府、领袖、大好形势等等。总之，对于解放区来说，只能歌颂，不能有别的文艺形式。至于暴露，那是对敌人而言的，揭露敌人的凶残恶毒和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到解放后，就只能歌颂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而不能揭露问题了。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尖锐的民族矛盾斗争中，这种彻底政治化的文艺思想还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和平时期，在建设时期，文艺的这种指导思想就应该彻底纠正过来。遗憾的是，解放后，这种片面的文艺思想不但没有纠正过来，反而变本加厉了。几次大型的文艺批判运动，把学术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学术批判成了政治批判，百花齐放成了一花独放，百家争鸣成了两家争鸣。结果，问题没有解决，学风却被破坏得一塌糊涂。政治帽子、路线棍子满天飞。文坛上假话、空话、套话盛行，甚至是泛滥成灾。在狭隘的功利主义思想指导下，甚至出现了对文艺作品像对待生产任务一样定指标的荒唐做法。在文艺创作上搞跃进，放卫星，全然不顾文艺自身的特点。 

    比起文艺理论来说，美学研究的政治化程度还算是比较轻的。也正因如此，五十年代的美学讨论能够取得一定的学术成就。但是美学研究中政治化程度较文艺理论为轻，却不是没有。前述，在美的本质问题上执着于唯物唯心之分，在方法上用反映论去“代入”美学研究，美学的功利主义化倾向等无不是美学研究政治化的反映。在具体观点上，还表现在把美的阶级性绝对化，反对美的共同性。阶级分析法也被当作了一个不容置疑和讨论的问题，一个有了政治性权威结论的问题。并且，所谓的阶级分析法被当作了一个方便的帽子和套子，可以很随意的扣到对手的头上。比如，引起这场美学大讨论的朱光潜先生在解放前创立的美学理论，就曾经被戴上过各种各样的帽子。“唯心主义”还可以说是一顶带点学术味的帽子。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用所谓阶级分析法戴上的帽子。比如，像这类的话可说是随处可见:“照朱先生的学说推演下去，那就连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和平民主与好战集团的斗争，也是毫无意义的，而只有那些赏花看雾不以人民的生活为意，靠剥削利润为生活的人才是高明之士了；那些终日辛勤劳动的人们是庸俗的可怜虫，而只有那些悠然闲坐，无动于衷的懒汉才是潇洒出尘的人物了；那些鼓舞大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文学是庸俗文学，而只有那些歌颂雾海苍茫，‘伸手可以握住天上的浮游仙子’，歌颂一些池溏倒影的诗歌才是非凡妙品了。”（《美学问题讨论集》，96页，文艺报编辑部编，作家出版社，1957年5月）这还是比较客气的。更有直接断言:“朱先生的美学观，是反动的艺术文学流派在理论上的反映，而同时又是为这些反动的艺术文学流派服务的。”（同上，114页）“朱先生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是敌视中国劳动人民的、反动的、剥削者的美学思想体系。”（同上，134～135页）。“作为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反动艺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曾经广泛地流行”（同上，165页）。“这种理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基础，它反对艺术为阶级斗争服务，实际上却在这个幌子下使艺术为最坏的阶级即腐朽的即将死亡的阶级服务。”（同上，150页）…… 

    在审美感受和审美经验中，的确存在着由于阶级、民族、个体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艺术修养等因素所带来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并不否定审美经验和审美感受的共同性。正是由于这种共同性的存在，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社会的人们之间才有可能在审美和艺术上进行交流，才有可能产生一些人类共同的文化艺术瑰宝。而且，在审美经验和审美感受的差异性上，民族间的差异、个体的文化审美修养层次上的差异可能还比起阶级间的差异更大一些，更值得好好研究。可是在五六十年代的讨论中，阶级间的审美差异被无限夸大，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连共同的美感也否定了。 

    在审美经验上过分强调阶级性和功利性，否认共同美感的存在，导致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在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方面极端落后，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中几乎成为空白！而导致对美的阶级性的夸大化和绝对化的文化背景则正是美学研究的政治化和功利化。　 

    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讨论距今已过去几十年了。它对中国当代美学的贡献是很大的。在讨论中形成的实践美学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来解决美学问题，把美学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这种努力方向和尝试是可贵的。它为实践美学在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当八十年代再次出现美学热时，实践美学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美学学说。实践美学的建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来说都是美学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但实践美学本身也是有重大缺陷的，这些缺陷已引起了美学界的广泛批评。导致这些缺陷的原因，从哲学基础、研究方式和学术背景上看，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上面所列举的五个方面。这些因素，有的已经消除或部分消除了，如美学研究的政治化、美感经验的普遍性和共同性问题、反映论问题等。但有的至今没有消除，如美学的哲学基础和美学学科的定位。实践美学至今仍然把实践范畴当作其核心范畴，把作为美学基础的哲学理论当成美学本身，这使它既不能同哲学区别开来，形成自己独立的学科对象和研究方法，同时又无法面对对它的攻击。我认为，将实践作为美学的基础，把美学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个方向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不能停留在这个基础上。地基打好了，不盖楼房，是没办法住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