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這種論點認為，確實存在一種真理體系，它是對實在世界的完整描述。可用大寫的「真理」（Truth）指代，任何其他與之不同的思想都是錯誤的。因此一般人都會相信這個「真理」，但只有極少數先哲能夠首先發現這種真理或發現通往真理的道路。我們可稱這種真理論為真理一元論。形而上學實在論並非全然荒謬。我贊同塞爾（John R. Searle）的觀點，認為存在著一個獨立于人類心靈的世界。8但我不認為任何科學家、科學共同體、哲學家、哲學學派、宗教思想家、教會、政治家能夠發現關於世界的全部真理，並能夠給出「一個確切的關於世界本來面目的完整而真實的描述」。人類是有限的，雖然他們渴望著無限。9正因為人類追求無限，所以他們才會夢想建立一個囊括宇宙所有奧秘的真理體系。沃特金斯（John Watkins）稱這種夢想為「培根─笛卡爾理想」。10但是這一理想是不切實際的，上帝並不希望人類能夠建造巴比塔。用自然主義的話說，自然並不願意人類洞察他的所有秘密。啟蒙之後，科學成了人類智慧最有力的開拓工具，但是，從奎因（W.V. Quine）到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以及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自然科學哲學已經清晰地向我們證明，並不存在絕對客觀的標準可供科學家們去判別競爭理論中的絕對真理。11由此看來，即使科學家們也無法建立一套囊括所有科學分支，而又排除任何錯誤的統一理論。統一科學的運動由邏輯實證主義者發起，但以失敗而告終。在科學史上也時而出現「科學將終結於一個完整的真理體系」的幻象，12但是它們從未變為現實。

    在前民主時代，許多強悍的君主都竭盡全力要將各種信念和信仰統一起來，然而他們從未成功，他們從來就沒能憑藉政治高壓而滅除所有的「異端邪說」。在這樣的社會，正統的宗教和意識形態壓制「異端」思想，統治者則壓迫那些信持「異端」的人們。不難發現，統治者可以從思想統一中獲得好處，因為思想統一能夠強化主導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從而能加強政治統治。

    每個時代都有其主導意識形態。在前民主社會，主導意識形態直接得到政治或國家力量的支援。因此，那些並不信服正統思想的少數派不得不保持沈默，因為一不小心，就可能招來嚴厲的懲罰。而在現代民主社會，主導意識形態似乎並沒有被清晰地定義，它們並沒有直接得到國家力量的支援。自由主義思想家則聲稱，國家中立於所有的「綜合性思想」。然而事實上，現代主導意識形態，如經濟主義，一直得到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有力支援。而後者又受到國家力量的強力保護。因此，現代主導意識形態是間接得到國家力量的支援的。但無論如何，民主社會是一次巨大的政治進步，因為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得到了承認，而信持「異端」的少數派也至少能夠打破沈默表達自己的思想。但現代文明有兩大弊端：一是在道德言說中存在不可通約的分歧和爭論，13二是「現代宗教」──經濟主義正誤導人類的追求。可見，人類文明在需要達成一致的地方遠沒有達成一致，在不該達成一致的地方卻較好地達成了一致。

三

    漢斯．昆（Hans Kung）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說， 今天，已經沒有人會懷疑我們的世界正在空前地被世界性政治、世界性技術、世界性經濟和世界性文明所塑造，我們需要一種世界倫理。世界倫理 意味著我們就有約束力的價值、不可違背的準則和人格態度達成的基本共識。沒有這種基本的倫理共識，任何社會都遲早會陷入混亂或獨裁之中。 沒有全球倫理，就沒有良好的全球秩序。14阿培爾（Ka-rl-Otto Apel）則從另一種視角論述了普世倫理的必要性。他說：我們今日處境的主要事實是，今天的人類活動與千年以前已截然不同了。今天的人類活動已具有星球性的影響，我們必須為此而承擔責任。而承擔這種責任只能採取不同傳統和生活方式彼此協調的形式。15因此，我們急切需要一種「宏觀倫理學」，確立「宏觀倫理學乃是我們這個時代哲學倫理學的首要任務」。16阿培爾的宏觀理論學正是普世倫理學。但要做到這一點卻是極其困難的，因為價值和倫理相對主義已產生 了長期的影響。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似乎是孿生兄弟，但是二者仍有所不同。普世倫理的真正障礙不是多元主義而是相對主義。我們可以用充分的論證去駁斥相對主義，但這並非本文的論題。重要的是讓越來越多的人明白：我們需要普世倫理，我們應當為確立普世倫理奠定良好的學理基石。為了建立普世倫理，我們必須回答兩個問題：（1）我們應當採取什麼樣的路徑？（2）普世倫理的基本內容是什麼？

    很明顯，我們已不能像康德那樣，先構建一套道德體系，然後向全世界人宣佈，並要求他們自覺地遵守。普世倫理必須具有實踐有效性。那麼，如何使普世倫理具有實踐有效性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全世界大多數人都同意它。那麼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只有通過全世界各個國家、各種宗教、各種文化之間的充分對話才能做到！雖然現代文明發源於西方，但是東方文化正在走向復興，人類的未來不應當繼續被西方文明所牽引。東方文明應當為人類文明的未來作出積極貢獻。東方文明具有很豐富的文化資源，有許多積極因素可參與普世倫理的建構。但我們強調東方文化的重要性，並不意味著要放棄西方文明。我們只想表明，普世倫理只能建立在所有民族對話的基礎之上。

    在東方文化中，中國傳統文化獨樹一幟，它能夠為普世倫理作出獨特貢獻。自17世紀以來，中國在科技上逐漸落後，以至幾乎無法在現代文明的框架內作出任何具有原創性的貢獻。但是，中國傳統思想卻能為後現代文明提供豐富的資源。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梁漱溟先生說，對於人類文明而言，出現在古代東方的中國哲學是一種早熟的思想，它並不適於工業文明，但它適於後工業文明。17人類正處於歷史的轉捩點上，中國古代先哲們的許多思想對於反省人類目前所面臨的困境極具啟發意義。在討論普世倫理時，不少學者強調，就解決生態危機而言，我們應為我們集體行為的後果而承擔全球性責任。18但是人們常常從人類中心主義的眼界出發去理解「全球性責任」。他們認為，只有人的利益和生活需要被考慮，而非人存在物可以被排除在道德考量之外。但是為了走出生態危機，我們必須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狹隘眼界。在這一點上，中國傳統思想可以提供重要的資源。例如「天人合一」的概念，就能為我們建構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全球倫理給予積極啟發。孟子認為，人應該努力成為「天民」，即不僅是一個社會的公民，還應當是一個宇宙的公民。19按照儒家的說法，「天」（「自然」）有其自己的利益和旨趣，天民就不應該只關注人的利益，還應當關注「天」的利益；不僅要對人類負責，還應當對「天」負責。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啟發之下，我們可以從自然主義走向超驗自然主義（transcendental naturalism）。而從後者的視角看，我們雖然沒有能力對「天」負責，但有能力對地球生態系統負責。用超驗自然主義來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就可以正確地理解人類的共同責任。

    要建立全球倫理，就必須確立一定的對話規則。在這個問題上，由阿培爾和哈貝馬斯所發展的商談倫理學（discourse ethics）很值得關注。以下兩條原則將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承認的：

    （1）同體中的所有成員都擁有 平等的權利。這樣的共同體在原則上是一個無限定 的共同體。沒有足夠的理由，就不能把任何人排除在外。在共同體中，還必須有缺席者的代言人。比如說，尚未出生的下一代的權利就不應當被抹殺。
簡言之，在交談共同體中，所有的成員都具有同等的權利。

    （2） 我們也都具有同等的義務，即，共同的責任。在阿培爾看來，單個人在今天是無法 對工業文明的後果負責的。面對全球的污染問題，我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