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阿培爾聲稱我們都具有同樣的義務時，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一般而言，的確沒有哪一個人可以承擔起工業文明的責任，但是在具體語境中，我們並不能認為每一個人都對諸如生態危機這樣的工業文明後果負有完全一樣的責任。像大衛．梭羅這樣的人就不應該為此負責，因為他畢生都拒絕加入商業社會主流。恰恰是工業社會的領導者──企業家、銀行家、政治家等等──應當為工業行為的後果承擔更多的責任。然而不管怎麼說，為改變自身被消費社會所塑造的生活習性，每個人的確都有相同的義務。

    以下讓我們談談普世倫理的內容問題。我將論證一個十分有影響的關於普世倫理內容的原則，即最小化原則。今天，我們事實上生活在一個充滿了文化差異的世界，不同文化的人追求不同的價值。在價值觀和道德觀上，人們從來就沒有達成過完全共識。然而人畢竟是人，他們具備共同點，即在所有不同的文化中總具有某些交互共通的價值和道德規範。比如說，道德金規則就包含在所有的文化中，雖然在不同的道德傳統裏它有不同的表述方式。22僅此一點就可以證明「所有不同文化之價值和道德規範的交互共通之處」並不是空的。如果我們可以盡可能廣泛而確切地確認這種共通之處，那麼它就能夠成為普世倫理的基本內容。當然，我們只能通過所有文化傳統之間的對話來進行確認。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共通之處並不是固定的。每個文化都處於變化之中，因此所有文化的共通之處也處於變化之中。我們不能指望一勞永逸地建立起普世倫理。但是，只要我們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就總可以採用對話方式對之進行修正。這樣就可以使普世倫理逐步成熟起來。

    最小化原則顯然從屬於民主原則。我們已經有了《聯合國人權宣言》，建立普世倫理並不意味著拋棄這一《宣言》。正如漢斯．昆所指出的，「在《聯合國人權宣言》常常被忽視、違犯或逃避的今天，全球倫理應當為之提供倫理的支援」。23正因為我們尊重每個人的人權，所以在達成共識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尊重不同的意見。我們只是希望所有人都能意識到，我們正面臨共同的問題和危機。只有當我們的行為牽涉到所有人的利益和整個地球的安全時，才需要我們承擔共同的責任，遵循普世倫理。阿培爾說：今天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對整個人類都普遍有效的倫理學；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為所有人或所有的社會文化規定幸福生活的統一形式。恰好相反，只要每一種生活方式能夠承認一個普遍有效的倫理應當建立在平等權利，和對人類共同問題的解決負有共同責任的基礎之上，我們就可以接受並捍衛個體生活方式的多元主義。24普世倫理和「合理多元主義」能夠和諧共存于人類的文明之中。人類生活就應該處於個體自由和普遍秩序的必要張力之中。

四

    雖然確立普世倫理要求遵循最小化原則，但普世倫理又必須是超越的。任何道德規範的合理性都依賴於人們的信仰（宗教的或哲學的）。只有當人們擁有虔誠的信仰並且其道德規範得到信仰的有力支援時，道德規範才具有實踐有效性。然而正因為許多人已經喪失了超越的信仰，已經失去了終極關懷，失去了關於終極實在的意識，所以現代道德在約束人的行為方面顯得十分乏力。這裡的終極實在（Ultimate Reality）指無限的存在，它是絕對主體，是人類所絕對依賴的。在基督教中，終極實在就是上帝。但在我的「超驗自然主義」中，終極實在就是「自然」（Nature）。25啟蒙之後，西方人已經失去了終極關懷，已不再傾聽終極實在的言說，不再與之交流。他們認為人本身可以成為自己的主人，而借助於科技人又能夠征服自然而成為自然的主人。他們還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無限發展，人類可以逐漸逼近上帝的全知全能。但是他們已不再仰慕上帝的至善。當經濟主義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時，人們就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搜尋物質資源，去批量生產商品以滿足人們的各種慾望，去在有助於軍事和商業的科學技術上拼命用力……經濟和政治的理性建制把成千上萬人的能量整合起來，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力量。這股力量帶來了燦爛的物質文明，同時也帶來了精神和生態的雙重危機。26

    當人們喪失了終極關懷而不再傾聽終極實在的言說時，他們就把道德規範只看作是人與人之間的契約，這種契約與非人存在物無關。康德認為，道德來自人的理性，人類可以為自己制定道德法則。然而事實上，道德規範總要有其本體論依據。人與人之間的共識只是道德規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在現代社會，並不是沒有被普遍認同的道德規範，至少功利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道德規範已經為大多數人接受。然而真理並非一定掌握在多數人的手中。只有當人們根除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狂妄自大，並開始傾聽終極實在的聲音時，才能制訂出正確的道德法則。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局限，我們才能為道德思考奠定本體論基石。在「超驗自然主義」框架中，傾聽自然的言說極為重要。這意味著遵循由自然科學所發現的自然規律，自然規律將能夠為我們的道德規範提供支援。比如說，生態與環境科學能夠支援生態倫理的道德規範。因此，在事實與價值之間，並不存在像邏輯實證主義者所聲稱的那種不可逾越的鴻溝。但是，自然科學只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仲介，它會時常出錯，它並不是絕對真理。如果一個科學家心存敬畏地傾聽自然的言說，他就決不會聲稱自己能發現絕對真理，而只會把科學事業當作叩問自然的一種方式。

    因此，在不同文化中找出價值和道德規範的共通之處，只是確立普世倫理第一步。為了使普世倫理具有實踐有效性，我們必須促進現代文化的根本轉向，對普世倫理進行深層次的論證。這深層次論證要求具有終極實在的信念。具有了這樣的信念，才能重新喚醒人們的終極關懷。重新擁有了終極關懷，人們才不會癡迷於賺錢和享樂，且會明白，普世倫理的有效性不僅來自人類的共識，而且來自終極實在的命令。

    當然，我們並不是要回到中世紀，並非試圖建立統一的宗教。相反，我們需要徹底的「合理多元主義」。不同的文化擁有不同的深層信念，人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終極實在。我們也不能指望這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信徒，但必須強調的是：只有當這樣的人成為人類中的少數，當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不再是主流意識形態時，普世倫理才會真正獲得其實踐有效性。

註 釋：

1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Simon Eliot and Beverley Stern (ed.) Vol. 2,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51.

2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6.

3Ian Davison, Value, End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77, P.174.

4James Rachels, The Elements of Moral Philosophy, McGraw-Hill, Inc, 1993, PP.91-92.

5Ian Davison, Value, End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77, P.170.

6Kim Heacox， Vision of a Wild America,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Washington D.C., 1996, P.25.

7Hilary Putman,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9.

8約翰．R．塞爾：《心靈、語言與社會》，李步翻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第4頁。

9A. W. Moore, Points of View,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7, PP.253-254.

10約翰．沃金斯：《科學與懷疑?》，邱仁宗、范瑞平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