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问题的无情揭露仅为解答问题奠定了基础，而解答问题的关键则是要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以下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马克思与舍勒关于现实问题的论述对比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哲学史上，以解答“现实”问题为理论旨趣的研究由来已久，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并深刻影响着当代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在中国语境中，卡尔·马克思是家喻户晓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是卓有成就的现象学哲学家，长期的哲学二元对立思维，导致很少有人能将马克思与舍勒放在一起开展比较研究。但从二人所处历史时代考察，他们所关注的实为同一时代背景下不同方面的“现实”问题，且都付出毕生精力去思考、批判、超越。梳理并比较他们解答现实问题的理路，不仅对于理解二者的思想谱系、彰显二者的共通之处与相异之处具有学理价值，而且对于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借鉴，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实践价值。
一、现实问题的切入：对“颠倒的世界”的无情揭露
马克思和舍勒都出生在德国，俩人都是责任感、使命感极强又非常关注“活生生的现实”的哲学家，但由于他们所处年代的差异以及哲学态度方法的不同，使得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角度有所不同。有趣的是，他们以不同的角度关注现实却得到了一个真实而又相似的“颠倒的世界”.因此，“颠倒的世界”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精辟入里的概括，而对“颠倒的世界”的无情揭露是马克思和舍勒解答现实问题的切入点。
在马克思看来，他所处时代的现实世界“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真正的价值变成了非价值，非价值的东西以价值之物的面目出现，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卑贱变成尊贵，懦夫变成勇士等等，而混淆和颠倒这一切事物的罪魁祸首正是货币。“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1]
那么，货币本身真有这么大的魔力吗?循着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和相关论述不难发现，不是货币本身而是货币的“异化”具有神奇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包含人的异化、社会关系异化和货币异化在内的资本主义全面异化是造成颠倒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导致“异化”的最终根源恰是由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制度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马克思对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后建立的未来新社会的一个基本设想就是消灭商品交换，消灭货币，这是他试图重新颠倒“颠倒的世界”的理想化设计，虽然至今未真正实现，但对我们思考今日之社会和道德难题具有深刻启示。
舍勒把握到的“颠倒的世界”其实是一个“价值世界”,即价值秩序的颠倒。舍勒首先把现象学当作一种面对世界的崭新态度而非方法，基于这种态度，他一方面通过精神直观发现了客观的价值等级秩序，认为人们只有照此生活，才会实现其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通过对现实的关注发现客观的价值等级秩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失序，即价值秩序的颠倒：自我获得的价值凌驾质性价值，有用价值凌驾生命价值，世俗价值对神圣价值的倒置。正是根据这一点，舍勒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归结为“价值的颠覆”.因此，舍勒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价值秩序的颠倒或“心之失序”.那么，是什么导致价值秩序的全面颠倒呢?舍勒认为是怨恨。他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出怨恨颠倒客观价值秩序的情感心理机制，即通过扭曲正常的价值感受、伪造价值图表、呈现价值假象而使价值变形来实现。
舍勒在分析怨恨的情感心理机制时，也把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事实。“人之物、生命之机器、人想控制因而竭力用力学解释的自然，都变成了随心所欲地操纵人的主人;‘物’日益聪明、强劲、美好、伟大，创造出物的人日益渺小、无关紧要，日益成为人自身机器中的一个齿轮。”[2]但他并未将“异化”看作是价值颠倒的根源，相反，他认为价值秩序的颠倒造成了“异化”,而最终根源恰是怨恨。
总之，马克思和舍勒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颠倒”问题，也都把握到了“异化”事实，但在寻求“异化”的最终根源上却出现了分歧。马克思认为，造成颠倒、异化的最终根源是体现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思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舍勒认为造成颠倒、异化的最终根源是以怨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气质或心性结构，这必然导致二人对现实问题批判视角的不同。
二、现实问题的剖析：制度批判与精神气质批判
对现实问题的无情揭露仅为解答问题奠定了基础，而解答问题的关键则是要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二人都采取了批判分析方法，但马克思、舍勒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视角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与他们对“颠倒”问题的溯源不同有关，更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要义的认识有关。
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核心要义都是包含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形态，也称社会制度;而在舍勒看来，“资本主义”虽然首先显现于政治经济领域，但“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的经济制度，而是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这一制度源于特定的生物心理类型的人(即资产者)的目的设定和价值评价，并由其传统传承”[3]62.据此舍勒的研究专家曼弗雷德·S·弗林斯把舍勒的资本主义概念理解并界定为：“它是一种以特有的价值偏好为特征的心境或者心性，而这种心境或者心性的产生又依赖于可数量化的事物的资本化。”[4]因此，我们现在理解的舍勒所讲的“资本主义”是“心性的资本主义”.由此看出舍勒所讲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是一种精神气质或心性结构。
基于这种认识差异，马克思、舍勒分别从制度和精神气质方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猛烈的批判，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和悖论，寻找理想的出路。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内容来看，主要体现为伦理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因而无论是伦理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的矛头和焦点都指向资本主义制度。为此，马克思向资本主义开出的一剂良药也是通过社会革命，打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马克思理想的新社会，其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对象性活动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全面地占有社会生产力，并实现对社会关系的真正控制。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生产方式，才能实现社会变迁，扬弃异化，从而将“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显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持激进的革命态度。
舍勒在“心性的资本主义”认识基础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缺陷不是根源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缺陷，而是根源于世界在其中呈现的心性---人心的秩序或价值秩序，所以舍勒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从精神气质或心性结构批判入手的。
舍勒从精神气质层面开辟的资本主义批判视角，也必然为其解决资本主义现实问题提供独特的方案。
舍勒认为，是具有资本主义现代心性的人决定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或者说是如此的人产生了如此的制度，而不是如此制度产生了此等人。因此他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类型的人及其‘精神’失去其法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造本身才有可能。”
显然，他对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通过修复人心重建客观价值秩序。在我们看来，舍勒的态度是一种改良主义的保守妥协态度，他的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式的想法在今天看来有一定的价值，但不可能“治愈”资本主义的现代病。
就二人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视角看，马克思显然抓住了根本，切中了要害，但未能在精神气质方面深入下去;舍勒的分析和批判虽然不够全面，但从精神气质层面开创的批判视角和富有深度的分析让人眼前一亮，不失为一种深刻的批判理论。在当今世界，不同制度体系、不同价值体系的分歧仍然存在，围绕制度和价值的论争依然激烈，尤其对于当今中国来讲，追寻制度文明与构筑核心价值观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此背景下，探讨并实现马克思制度批判与舍勒精神气质批判的相互沟通和借鉴，对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今时代的现实问题颇有启发。
三、现实问题的解决：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
马克思和舍勒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后，都指出了问题的解决方向，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但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只是名称相同而已，正如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一样。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后建立的一种体现特定价值目标、科学体系和制度设计的新型社会形态。就其价值目标来讲，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如是概括：“代替那存在着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社会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就其科学体系来讲，马克思将社会主义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土壤之中，提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根源等根本观点;就其制度设计来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制度三者具体的、历史的相统一的崭新社会制度，并将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作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但纵观马克思一生理论着述和革命实践，还是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在马克思这里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出现，这导致今天马克思语境中社会制度总是被视为社会形态的同义词。所以，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是一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制度。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视角决定了他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如上所述的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