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汉书》本传则作：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致无为而习俗大化”这一句，在本传中被摈弃掉了。其原因很可能是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接近汉初，当时黄老之学在社会上还拥有一定的势力，像着名的黄老之术信奉者汲黯，就与董仲舒是同时代之人。故其在着书的过程中有时不免偶尔透露出受新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留下了“致无为”这样一类文字。而到了东汉班固撰着《汉书》时，儒学早已受到“独尊”，新道家的影响已近乎销声匿迹，为了突出董仲舒一代“醇儒”的形象，故有意将“致无为”这一类的文字删去。这恰好反映了《春秋繁露》的确代表董仲舒的思想，班固《汉书》本传所载来源于董仲舒自己的着述。
又，在《汉书》本传中，“修其理不急其功”一句，被改动为“明其道不计其功”。“急”与“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语意上却起了很大的变化。所谓不“急”者，仅仅表明董仲舒主张在对“功利”的追求上，不要太操之过急，不要见利忘义，而并非从根本上拒言“功利”、否定“功利”。而所谓不“计”者，则是意味着将“功利”彻底置之度外，绝口不言。这实在太绝对化了，极端偏颇无以复之。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董仲舒对汉武帝所推行的那一套做法基本是持肯定和赞成态度的。汉武帝过分热衷于“功利”，董仲舒只会奉劝其不要太急于求成，而要有所节制，让“利”服从于“义”而已;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汉武帝积极有为、追求功利。否则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就显得太古板、太迂腐，也不会被武帝所接受、所尊崇了。
再参照《春秋繁露》中其他谈到“义利”问题的文字，也可知董仲舒的本意应该是不“急”，而不是什么不“计”。如《身之养重于义》篇云：“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由此可见，董仲舒本人也认为“利”可以“养体”，“体不得利不能安”，并没有完全排斥“利”。而只是主张不要颠倒了“义”与“利”的主次从属关系，让“利”服从于“义”而已。基于这一认识，董仲舒提倡不要过分热衷于对“利”的追求。这正是董仲舒“义利”观的全面体现。班固对董氏原意虽然稍有歪曲，但无论在句式方面还是用意上，都显然是对董仲舒原作的沿袭，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春秋繁露》一书的真实性，也透露出其书在本质上是董仲舒思想的真实反映，是汉代儒学的最重要文献之一，对它的怀疑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春秋繁露》与《汉书》本传所反映的董仲舒思想、言论的一致或基本相似处，还远远不止于楼钥和笔者以上所列举的那一些。《春秋繁露》中所论及的诸如“制乐”“王者配天”“爱有等差”“举贤”“君权神授”“事物循环”等一类内容，无一不能在《汉书》本传中寻找到相互对应的文字。而《五行相生》篇中以“五行”配“仁、义、礼、智、信”，与“对策一”所云“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的对应，亦复如斯。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限于篇幅与体例，兹不一一罗列分析。但是，就凭以上征引的楼钥所言与笔者所分析的情况而言，已足以证明《春秋繁露》一书绝非后人所依托，而当为董仲舒本人之着述，是董仲舒儒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者。它应该被视作为和《汉书》本传一样，是我们在今天了解和研究董仲舒儒学思想的最基本材料之一。
对它的种种怀疑和否定，乃是缺乏依据的。
二、《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分类
以上笔者论证了《春秋繁露》一书作为史料的可靠性，肯定它是董仲舒儒学思想的主要载体和集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该书的零乱、冗烦、混杂、自相矛盾等问题和缺陷的视而不见。笔者认为《春秋繁露》就全书的体例与内容来说，是很不纯醇的，在它身上的确有经过后人整理、补充的一些痕迹。
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公羊学”在汉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郁郁不得志，几成绝学。《隋书·经籍志》云：晋时……谷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梁启超也指出：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学》，而《公羊》家之言，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自魏晋以还，莫敢道焉”，魏晋之后，已经成为绝学，“《公羊》之成为绝学，垂二千年矣”(《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节)。董仲舒是以传《公羊》而着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着作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也便十分自然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曾对《春秋繁露》作过一番认真的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对此有以下扼要的记载：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余讹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焕然，顿还旧籍，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
介绍得头绪清晰，甚为细详，然而也自负得可以。不过人们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还是认为该书问题颇多，阅读困难。清代公羊学家凌曙《春秋繁露注·自序》云：“今其书流传既久，鱼鲁杂糅，篇第剥落，致卒读。”为此他也用力做了一番整理订正工作：遂乃购求善本，重加厘正，又复采列代之旧闻，集先儒之成说，为之注释。及隋、唐以后诸书之引《繁露》者，莫不考其异同，校其详略。
凌曙的本子，算是比较好的，面世后颇为流传，但是问题仍然很多，其中颠倒、讹脱、衍夺，以及释义不当之处时可发现。清代其他着名学者，如惠栋、纪昀、卢文弨等人对《春秋繁露》也作过校注。晚清之时，苏舆撰有《春秋繁露义证》，其书广征博引，考证详审，阐发义理，实为《春秋繁露》最有价值的本子。今有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此外尚有谭献的《董子定本》(浙江图书馆藏手抄本)，张宗祥的《董子改编》(杭州图书馆藏手抄本)，也具有一定的文献与学术价值。
后人整理、排比的结果之一，便是使得《春秋繁露》不复再为一部专门阐发《春秋》公羊学的典籍，而是成为了一部既传《春秋》，又是董仲舒他本人自由阐述与发挥自己学说的重要着作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书之体例殊为不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在这方面倒是颇具有真知灼见的，他将《春秋繁露》从历来的经解类中剔除出来，而置于《春秋》类附录之中。他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案《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而无关经义者多，实《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向来列之经解中，非其实也，今亦置之于附录。”
今详考《春秋繁露》一书，可知其在体例结构上至少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董仲舒据“公羊学”义理对《春秋》所作的解释与阐发，这就是那些“本《春秋》立论”者。这在全书中，基本上集中于前半部分。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春秋》所载之史实的具体解释、阐发，这方面主要的篇目有《楚庄王》《玉杯》《竹林》《玉英》《精华》《王道》《灭国》《随本消息》《会盟要》《奉本》《观德》《郊义》《郊祭》《顺命》等。另一类是对《春秋》主旨的抉微与总结，扼要论述《春秋》之微言大义对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指导意义。如果说，前一类篇章近似于对《春秋》一书的微观研究，那么这一类内容则可以视作为对《春秋》一书的宏观把握。这类篇章主要有《正贯》《十指》《重政》《俞序》《二端》《符瑞》《仁义法》等。
第二部分，记载了董仲舒的一些言行，通过这些言行，董仲舒的基本思想同样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同时，这些言行大多能在《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本传中得以证实。笔者认为，这部分内容可能是其门生或后人所为，透露出其书经由后人编辑整理的曲折消息。其主要篇目有：《郊事对》《对胶西王(按，应为江都易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五行对》(对河西献王)、《止雨》(告内史中尉)、《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此篇似是其在讲学时回答弟子的质疑之辞)等。
第三部分，是董仲舒在坚持儒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公羊学”义理为取舍标准，汲取阴阳家、墨家、道家(包括秦汉之际的黄老新道家)、法家、名家等学派中某些因素，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而创立的新说。这部分在《春秋繁露》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为全书的主体构成部分。其主要的篇目有：《循天之道》《实性》《深察名号》《五行相生》《五行相胜》《天辨在人》《祭义》《阴阳终始》《阴阳义》《王道通三》《阳尊阴卑》《为人者天》《天容》《五行五事》《五行变救》《基义》《威德所生》等，此处不再全部列举。在这些篇章中，董仲舒暂时摆脱了由于局囿于解释《春秋》而造成的掣肘，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思想，构造自己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
由此可见，《春秋繁露》一书在体例与结构上是相当杂糅的，三大部分互不统属，没有严谨的内在逻辑联系。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这或许是《春秋繁露》的编纂整理者，将《汉书》本传所提到的董仲舒那两大类着述中的各一部分合并在一起了。一类着述是“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这大概是今本《春秋繁露》中我们所说的第二、第三部分。另一类便是本传所称说的“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这大概是今本《春秋繁露》中的第一部分，即专论《春秋》的那一部分。从而我们也可以断言，前人那些解释《春秋繁露》书名的说法，纯属臆说，不可信从。例如《周礼》贾公彦云：“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又《中兴馆阁书目》曰：“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连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仲舒立名，或取诸此。”等。很显然，当属于是郢书燕说，向隅虚构。因为《春秋繁露》一书，并非纯粹本宗《春秋》以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