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science studies)汇集了各种理解科学的努力,包括哲学的、历史的、社会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甚至是政治学的。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有包容力的大舞台。迄今为止,除了认知科学外,还没有一个研究领域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学科。认知科学由于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而召集了人工智能、心理学、语言学、神经科学、哲学和人类学的共同参与———它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人类理解力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即理解心智与智能。这是学科汇聚的典范。但科学论不是,不同的学科并未真正地汇聚起来,而是在不同的时期轮番占据着主导地位,就像是在一个舞台上上演一部连续剧。剧情大概是这样的:哲学家在20世纪初拉开了序幕,接着,历史学派在60年代粉墨登场,稍后,70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便迅速占领了舞台。但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中期,社会研究便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落。这当然与审美疲劳有关。当人们逐渐习惯了各式各样的激进观点后,哗众取宠的做法自然也就没那么灵验了。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随着社会研究的过度扩张,它的局限性也渐渐暴露出来。
于是人们便开始寻找另外的出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心理学(psy-chology of science)慢慢发展壮大起来。以2006年“科学技术心理学国际协会”(ISPST)的成立与2008年《科学技术心理学期刊》的发刊为标志,“一门新的科学论诞生了”。看来,科学论新一轮的学科更迭又要开始了。
本文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说明科学论当初在六七十年代发生的社会学转向是不恰当的,因为那些支持社会研究的理由其实更支持心理研究;第二,指出科学论现阶段应加强科学的心理学研究。此外,本文还会说明,科学论走向科学心理学不会引发元哲学危机。
一、科学论的社会学转向
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曾说:“尊重科学是人类最为独特的一个特征。”
早期的科学哲学家正是出于尊重才去研究科学的。他们为科学所取得的智力上的突破与实际应用中的成功所折服,于是想一窥堂奥,看看科学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初步的答案很快就被给出:科学的成功就在于它准确地反映了外部世界,而科学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反映世界,是因为科学家按严格的程序去观察自然,并按严格的逻辑从观察数据得出科学理论。根据逻辑实证主义所给出的更为精细的版本,科学是通过将一套数学的或逻辑的符号系统施加于观察数据之上的方式产生理论命题的智力活动。完成这项活动需要做两件不同的事:首先是以收集证据为目标的观察以及由之引发的科学假设与理论的建构,这件事被认为发生在发现的情境(the context of discovery);其次是理论的检验与证实,它们被归于辩护的情境(thecontext of justification)。第二件事为哲学家留出了一份工作,即发现和完善科学符号系统的一般性句法规则。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将之称为“理性重构”。
然而,上述方案招徕了众多批评。例如,以蒯因(W.V.Quine)和汉森(Norwood Hanson)为代表的意义整体论者论证了,观察并不是独立于理论的,而是和理论相互渗透在一起作为整体面对实在。这意味着,观察与理论的两分法是不成立的。历史主义者则争论说,科学其实并不服从逻辑。当反常出现时,科学家的做法通常是将它解释掉或视而不见。
这表明,传统方案描绘的并不是科学的真实形象。
真实形象应该到科学活动中去找,到描述研究活动本身的历史记载中去找。这是库恩(ThomasKu-hn)的建议。他说:“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
“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
库恩的建议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人认为,库恩的建议实际上将我们引向了科学的社会研究。按照库恩,科学是科学家的实际活动,而科学家的实际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可以是社会的、政治的以及心理的。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科学活动得以发生的小环境。库恩称之为范式。范式一旦形成,就会对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成员施加规范。因此,通过考察范式,考察那些科学活动得以发生的具体条件,科学活动本身就得到了阐明。
那些主张社会研究的人争论说,像范式这样的小环境只是社会大环境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应该把范式扩大到整个社会,以容纳利益、权力与权威等社会因素以及阶级、传统、文化等社会结构。在他们看来,科学是彻头彻尾的社会活动,它完全可以用社会因素来解释而无需引入真理、合理性以及实在等哲学概念。
然而,假如社会研究的主张是对的,那么,它们自身也应该可以社会地解释。当时的社会情况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二战后,以贝尔纳(JohnBernal)为代表的主张对科学进行社会控制的思想在英国就一直很盛行。这种思想与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出现的一系列批判科学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引发了公众对科学的可说明性的要求。作为对公众要求的响应,英国政府在1964年工党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治理科学的措施,其中一项就是成立科学论小组(Sci-ence Studies Units)。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诞生。几乎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掀起了一场影响广泛的认知科学运动。这场运动从人工智能开始,接着是心理学,然后是语言学和哲学。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短短二十年间,它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心智与智能。很快,一门新的学科———认知科学———就诞生了。奇怪的是,当时的科学论却无视这场革命,兀自走了社会研究的道路。在那些醉心于社会研究的人看来,认知科学即使不是无关的,也是无足轻重的。一些人更是表现出了“深入骨髓的厌恶”,他们甚至提议,应该“将科学的认知解释推迟十年”。是什么促使他们产生这样态度?难道仅仅是社会原因吗?不。
他们的横蛮态度更多地来自他们对自己的论辩的过分自信。
二、社会转向的问题
据认为可以支持社会转向的理由有很多。不过,那些主要的理由却万变不离其宗,可以概括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然主义是认识论的。认识论的自然主义指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现象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则认为,所有现象都是自然现象。社会研究不是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因为它认为科学是社会建构的,是非自然的。很显然,要想从方法论的自然主义推进到科学的社会研究,就要做两件事:第一,说明科学自身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第二,说明那种方法就是社会科学的方法。社会研究的提倡者的确想做这两件事,他们想证明:(一)辩护的情境与发现情境的两分法是不成立的,认识论不是先验(apriori)事业,科学知识的内容一样可以用经验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称此主张为“DJ论点”);(二)对科学知识的研究就是给出一种社会学的解释(称此主张为“SE论点”)。
在做这两件事时,他们主要用到了维特根斯坦和库恩的思想。
据说,维特根斯坦和库恩的思想蕴含了DJ论点和SE论点。先看DJ论点。
DJ论点的否命题对传统科学哲学的重要性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只有承诺了一个免于经验污染的领域,纯逻辑的理性重构才有可能,纯哲学的科学认识论才有可能。库恩的贡献就在于,他通过历史分析无可辩驳地表明,科学论是个经验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不存在完全不服从经验管辖的独立王国。
维特根斯坦也被认为是DJ论点的创始者。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告诉我们:“语词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无法像卡尔纳普所设想的那样,为语言设计出一套规范其用法的逻辑,恰如为火车铺设一条让它行驶的轨道一样。比起那些被设计出来用以规范语言的规则来说,用法具有优先性。规则只不过是在语言游戏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在重新应用时总有可能改变。
这意味着,在过去的实践与它们在新事例的拓展之间有个逻辑规则所不能填平的间隙。因此,撇开用法所在的发现的情境去辩护的情境谈论语言的逻辑是没有意义的。
我承认,维特根斯坦和库恩为DJ论点提供了充分论证。甚至可以说,他们为科学论的自然化铺平了道路。然而,社会研究的提倡者们却别有用心地夸大了维特根斯坦和库恩对社会研究的认可。按照他们的论证逻辑,似乎维特根斯坦和库恩认可了DJ论点也就认可了EP论点。在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巴恩斯(BarryBarnes)争论说,库恩已经告诉我们:“社会学的解释范围完全可以延伸到自然科学的整个辩护的情境。”
布鲁尔(DavidBloor)则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发展出了所谓的“有限论”。根据维特根斯坦,理性的规则不能解释科学家为何相信他们所相信的,所以,需要别的解释来说明他们为何终止他们的争论。有限论认为,这个解释是彻头彻尾社会学的,因为是不同类型的社会联系填补了过去的实践与它们在新事例的拓展之间的鸿沟。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审查维特根斯坦和库恩本人的思想,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似乎更倾向于心理学的自然主义。维特根斯坦认为,心理现象与人类行为和外表的偶性特征有概念联系。
“疼痛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这种地位,具有这些联系。”另一个例子是“希望”:“‘希望’一词指称的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现象。(微笑的嘴只有在人脸上才是微笑的。)”
哲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考察这些心理学概念是如何使用的。维特根斯坦的考察表明,“似乎存在着与语言活动相联系的某些特定的心理过程,只是通过这些过程语言才能起作用。我指的是理解和意指的过程。没有这些心理过程,我们的语言符号似乎是死的;而且,似乎我们的语言符号的唯一功用就在于诱发这样的过程,它们才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语言活动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无机的部分,即对诸符号的操作;另一个是有机的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对符号的理解、意指、解释和思考。这一类活动似乎是在心灵这种奇特的介质中进行的。而心理机制———对它的本性我们似乎并不完全理解———能产生任何物理机制都不能产生的效用”。有人认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心理机制指的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不管它是什么,有两点可以肯定是维特根斯坦所想表达的:第一,要理解语言和知识,就要理解那些使得它们成为可能的心理机制;第二,心理机制的本性不能完全通过语言分析的方式获得理解。这两点合起来正好就是心理学的自然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