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维特根斯坦,库恩的心理学倾向就更为明显。在库恩的理论中,没有什么比如下两个问题更为重要了:范式是如何形成的?范式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在说明这两个问题时,库恩都用到了心理学。根据库恩的描述,范式的形成过程是新手通过身体规训和心智训练进入共同体的过程。库恩后来以实指教学为例进行了说明。一个小孩在学习使用“鸭子”、“鹅”和“天鹅”这些概念。一个大人指着某只水鸟对小孩说“鸭子”。开始,小孩经常会把鹅当作鸭子或把天鹅当成鹅。经过大人的不断纠正,小孩最终知道了如何区分三种水鸟之间的相似特征与不同特征,从而掌握了“鸭子”、“鹅”和“天鹅”等概念。据说,库恩这样的描述蕴含了心理学中的概念原型理论。库恩对范式转换的描述也是心理学的。根据库恩,反常的发现包含了概念同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概念范畴被调整。在某个阶段,范畴的调整突然引发格式塔转换,于是新的范式被开启,最初的反常现象随之也就变为预期现象。
库恩自己也承认:“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即范式转换,笔者注)要求有心理学家的本领更甚于历史学家的本领。”
当然,库恩也提到了社会学。他说:“最终的分析所得出的解释必然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
但无论如何,库恩都没有传达走向纯粹的社会研究的信息。更合理的解读似乎是,科学论应该走向社会心理学。然而,社会研究的提倡者却以维特根斯坦和库恩的思想为桥梁直奔社会研究。
尽管提倡者们就社会转向达成了一致,但对应该给出什么样的社会解释却莫衷一是。早期的提倡者,例如布鲁尔和巴恩斯,认为解释应该是因果的,同时还要遵守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原则。他们将这四个原则合称为“强纲领”。在强纲领的信奉者看来,科学产品只不过是由人类构想出来说明他们的生活世界的建构物或“宇宙论”。科学论的任务就是描述和解读这些建构物,阐明能解释它们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用宏观社会学去解释科学的微观内容的努力充满了困难,只有那些像世界观和文化等宽泛的特征得到了较好说明。这是不难理解的。强纲领的解释模型很像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只不过它将行为刺激换成了社会条件。自然而然地,它就会遇到与行为主义相似的问题:在作为输入的社会条件与作为输出的科学知识之间有太多的变数,它们中间似乎还有一个未打开的黑箱。
意识到因果分析的问题,一部分人转向了人类学。人类学进路更加关注知识在实验室中的制造过程。其后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更是将重点收敛到某个事件的动力学,它试图通过对科学研究的地方性条件的揭示,揭示出科学知识是如何通过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产生出来并引起人们注意的。新进路赋予了科学论新任务,即通过描述的方式揭示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机制。它为我们带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不是诉诸因果关系及其所例示的规律,而是通过揭示某个现象的生成机制来解释那个现象的产生。这种思想可追溯到笛卡尔。
笛卡尔的以太漩涡学说是典型的机制解释,它与牛顿的规律解释明显不同:前者针对的是“how”问题,而后者则试图回答“why”问题。正是在笛卡尔式的自然主义的意义上,一些稀奇古怪的科学论,例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与社会认识论都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它们都声称自己揭示了更为可靠的知识生产的社会机制。
我常常对所谓的社会科学自然主义(即将科学方法理解为社会科学方法的自然主义)感到不安。
显然,社会科学自然主义如果成立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结论:自然科学最终得靠社会科学来解释。这个结论着实让人不安,它完全颠覆了自然科学的形象。通常我们认为,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是最可信赖的知识体系,是我们智力成果的典范。社会科学是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它并不享有自然科学那样的尊荣。直到现在,它的科学性都受到质疑,有关它的方法论问题的争论依然没有平息的迹象:社会科学有属于自己的方法吗?
它可以产生知识吗?如果可以的话,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些问题的悬而未决损害了社会科学的形象。尽管如此,社会研究的提倡者们却言之凿凿地说,应该用社会科学去解释自然科学。这着实有点匪夷所思。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科学自然主义忽视了科学的一个固有维度,即心理的维度。正是这一点导致社会研究不能解释科学认知的特殊性———它们认为科学与其他人类活动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然而,谁都无法否认,科学需要极高的智力支持。你可以说科学是项社会活动或别的什么,但它首先是项复杂的认知活动。这项活动开始于科学家从自己的感觉接受器接受体表刺激,终止于理论输出。正是那些在这之中发生的心理过程才使得科学成为可能,没有它们也就没有科学。传统科学哲学认为,尽管科学的产生依赖于心理活动过程,但科学知识的内容却有其独立生命。可是,假如DJ论点是对的话,那么内容与过程的二分法同样也是不能成立的。这意味着,研究科学恰恰就要研究那些使得科学成为可能的心理过程,用蒯因的话来说,就是要研究“贫乏的输入和汹涌的输出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弄清楚证据是如何与理论相关联的,并且人们的自然理论是以何种方式超越现成证据的”。因此,科学论与认识论一样,是“心理学的一章”,因而也是“自然科学的一章”。社会科学自然主义虽然也反对内容与过程的二元论,但它们想当然地认为,可以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揭示科学活动所发生的社会过程或机制而无需提及个体科学家的心理活动过程。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下面我将给出一个论证。
我的论证开始于这样一个显明的事实:人是有精神生活的。人感知、相信、欲求、思考、知道。这些精神状态会影响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例如,我知道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可我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于是我开始奔跑。倘若此时你问我:“你为什么要跑?”我会给出我行动的原因,即我要赶火车。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赶火车作为理由来解释我的行动。所以戴维森(DonaldDavidson)说的是对的:行动者的理由可以引发他的行动,并且,至少有时最好的解释应该根据行动者的理由给出。这意味着,任何一项涉及人类思想与行动的解释事业,包括科学论,都应该给予心理因果关系恰当的位置。哪怕在最后的解释方案中,心理因果关系可以被还原到更为基本的关系,例如物理机制,我们也不能不提它,否则就会留下解释的鸿沟。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能够依理由行事,这一点仍然没有得到解释。所以,作为被解释项,心理因果关系必须被保留在整体方案中。
然而,仔细地考察表明,社会研究并不容许心理因果解释。社会研究要求解释具有对称性,即同一类型的解释既可以说明真信念,也可以说明假信念。
对称性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假如真信念的解释需要另一种类型的解释,例如逻辑说明,那么,两种情境的区分就被重新引入,从而社会学的解释也就被排除在科学知识的内容之外。但对称性在拓展了社会学解释的同时,却使得理由解释变得不可能起来。设想一个人S基于主张p而相信主张q,那么,在他相信p的情况下,他是不会有意识地相信非q的。在这个事件中,社会学解释甚至无法承认S的主张p是他相信主张q的理由,因为承认了这一点就意味着它将信念非q排除在外,从而就不再是对称的。可是,如果放弃了对称性,社会学解释就会失去完备性。也就是说,科学论还需其他的解释。基于心理因果解释的不可排除性,我们又被引向心理学。
至此,我说明了社会转向的问题。首先,被援引来支持社会转向的维特根斯坦和库恩的思想其实更支持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其次,认为可以用社会科学来解释自然科学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最后,一个健全的科学论应该而且必须容许心理因果解释,但社会研究不可以。这些问题提醒我们,该为科学论另谋出路了。
三、走向科学心理学
科学论应该转向科学心理学。科学是生产知识的认知活动,它涉及了一系列复杂的认知过程,包括抽象和符号思维、推理和逻辑、模式识别、假设检验、数学分析、直觉猜测、融贯的和有效的语言表达。在这些过程中,心理学原理一直在发挥作用。这决定了,对科学思维和行为的完整理解需要心理学的视角。西蒙顿(DeanSimonton)说得好:“不加进心理学的维度,我相信,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科学想象的本质的。而没有这样的理解,科学的起源,关于自然现象的新想法的出现,都不会得到理解。”
科学心理学主张用认知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科学思想、科学行为以及科学成就。其中,科学既可以是狭义的,也可以是广义的。狭义的,科学指职业科学家与技术专家的思想与行为;广义的,它指任何参与理论建构、问题发现与解决的人的思想与行为。“只要我们是在检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我们就在做科学。”
广义理解的根据就在于,大量的证据表明,科学认知者的认知过程和普通人并无本质不同。或者说,科学心理学与民众心理学是连续的。连续观为科学心理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让它能够面对一系列范围广泛的问题。例如,科学家真是那些到了成年时期仍然完好无损地保留着孩提时的认知特性的少数人吗?对于这类问题,科学心理学力图用心理历史、心理传记、观察、描述、系统实验等方法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是经验的,它们的目标是,通过揭示认知得以发生的心理机制,来理解科学家是如何从事科学活动的,以及作为科学活动的结果的科学知识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机敏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科学心理学的主张其实并不新颖。的确如此。用心理机制来解释人类知识与行为的想法甚至可以远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想想柏拉图的三等份灵魂学说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主义灵魂学说)。其后,笛卡尔、洛克、休谟和康德提出了许多有关心灵如何运作的有趣猜想。
不过,虽然科学心理学有着久远的过去,但却只有简短的历史。“科学心理学”一词最早是由史蒂文斯(S.S.Stevens)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用以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对科学的研究仍然要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然而其后科学心理学却进入沉寂期。直到五六十年代才重新出现一些研究。那个时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学家的人格特征与创造性。到了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科学心理学作为与社会研究相竞争的一门科学论来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