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中的许多概念或命题，如仁、义、礼、智、信，忠、孝、敬、诚、畏，温、良、恭、俭、让，既要求人们在义理上深挖究竟，又要求人们在实践上积极修持，以达到其规定的道德要求。而这其中的仁、忠、信、诚、敬等，一方面，即用即体，即体即用，亦本体亦工夫，亦工夫亦本体，其本体与工夫之间具有难以作清晰分割的内在统一性，唯有工夫练达，才能认知和把握本体。离开工夫，无从通达本体。心无本体，工夫也没着落。工夫所至，即是本体。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在内容、意义、功能、效果上又都可以相互涵摄、包容，相互交叉、渗透，因而也都可以相互把对方纳入自己的诠解系统予以阐发。《忠经》说：“大哉，忠之为用也!施之于迩，则可以保家邦;施之于远，则可以极天地。”[1]如果忠不仅仅作为一种事君、为人的纯粹德性和品格而被强调，如果忠可以被形上化、本体化的提升，那么，儒家视野里的“忠”，显然既是本体，又是工夫。而接下来，人们又应该如何行忠、尽忠呢?或者应该如何操练行忠、尽忠的工夫呢?进一步，忠的形上化、本体化提升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儒家的回答则是：通过信、诚、敬的实践修为。而信、诚、敬三者各自又都可以直接通达于仁，因而也都既是实施仁、推行仁的手段、渠道、实践工夫，又都是仁的目的、归属与绝对本体。信、诚、敬，无论哪一项都没有离开过、也不可能离开仁，它们之间又都可以相互连通和耦合。这便使得儒家的行忠既是一个理论上何以可能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上如何通达的问题。本文将聚焦于“信”，集中探讨“信”何以能够成为儒家与人忠、与己忠的一项修为工夫并最终通达于忠、与忠相统一的问题。

　　一、《论语》中的“忠”、“信”

　　孔门儒学中，忠的第一义就是对待别人、与人相处应该尽心尽力，无私而真诚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无论曾子每天是三次省察，还是省察三事，其反思自问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一项，即在替别人谋划、做事的时候，我有没有用尽我的全心、用尽我的全力。《论语·子路》记载，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平日居处于家中能够做到不懒惰、不放肆，做任何事情都能够竭尽自己、诚心诚意而又不松懈、不怠慢，待人、处事和接物能够志意专诚、用心不二而信实可靠，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使到了蛮荒之地也必须具备这三条素质，也无论你的身份、地位与权势如何。显然，“与人忠”已经被上升为人之为人的一种普遍品格。

　　忠也是一种尽心尽力、完全投入的工作态度和交往原则。《论语·颜渊》记载，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张所请教的是如何施政治民，所以，孔子就要求他，身处官位，千万不能懈怠了自己所应尽的职责，推行朝廷政策的时候必须投以百分之百的真诚。①然而，如果我们跳出孔子师徒对话的具体语境，似乎也可以把“居之无倦，行之以忠”理解成：居处于家中，无所事事，人则容易懒散、怠慢。日常生活中，即使所面对和经历的无非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琐碎小事，也应该保持一颗忠诚不二的心，而不能马虎处之。忠之推行，具有从国是大政到家务杂活的普遍有效性和最大适切性。《论语·宪问》记，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爱一个人则不能不为他(她)殚心竭虑，因此也难免劳神费思，一如父母之爱子女、子女之爱父母。并且，这才是爱之至的真正表现。同样，在内心忠于一个人，则不能不以深刻的道理去教诲、规劝他(她)。所以说，“人有所爱，必欲劳来之;有所忠，必欲教诲之也。”[2]后来的《孟子·滕文公上》也说：“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孙奭《正义》曰：“以己之财物布与人者，是谓忠惠也;以己之有善而以教诸人，谓其心之忠也，中心之谓忠;为天下求得其人而治天下者，是谓其仁者也，爱人之谓仁，所以为天下求得其人，不过爱天下之人，故如是也。”[3]于是，劝勉人、教育人、引导人一心向善、趋近于善，也是行忠的一大内在要求。甚至，唯有这项使命才能够构成忠之至。所以，“忠于其人，则必以正道规诲之，始是忠之大。”[4]

　　《论语》一书中，“信”的出现近40次之多，孔子经常把“信”的多层涵义交织起来而加以混合使用。在一般伦理学、政治学层次上，“信”与“仁”、“忠”、“义”、“德”、“恕”等概念一样，是人生存于世界之中的一个最基本要求，与一定的社会责任和生活规范相联系，多有信任、信赖、相信、信服、信用等意思。《论语·学而》中，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朋友之道在于信。出门混世、与人交往，首先应该讲究信用，说到做到不虚夸，低调行事，脚踏实地，并且，“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子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子罕》)。因为说话、做事严谨缜密而能够取信于别人、他者。“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没有一定的政治信任就没有资格役使民众，否则会受到指责与埋怨;人臣应该在取得君上的信任之后再劝谏，否则要被误解为诽谤和侮辱。

　　信是人之为人的首要特征，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类标志。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根据朱熹的解释，“輗”为“辕端横木，缚轭以驾牛者。”“軏”乃“辕端上曲，钩衡以驾马者。”“车无此二者，则不可以行，人而无信，亦尤是也。”[5]无论大车、小车，如果没有輗、軏部件，就无法与作为驱动力的牛、马进行联结，也就失去了能量来源，当然也就不能行驶前进，于是它们就不再是作为交通工具的“大车”、“小车”，即它们自身也就不再是其所是了。人何以是人?当在于信。信联结了仁道本体与日用事象，让人踏实、放心，有所依靠。信是人活在世间的理由与根据。没有信，人际世界就没有了支撑，人也不再是其所是。

　　忠、信可以引导、指挥文、行。《论语·述而》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②这一句话所表明的不仅是孔门儒教的四大基本方面，而且前两教与后两教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由低而高的递进关系。“文”涉及孔学的知识方面，或指诗书六艺之类，或谓物之则、事之理;“行”是“文”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尽管从过程论的角度看，知与行同步，但从分析论上来理解，先有知然后才能有行;然而，仅有知与行，还不能免除理性化、非目的化对人性的侵蚀，文有过于教条化的倾向，而行也有可能妄为无羁，如果没有心理情感态度的参与，还是不可能达到真正的仁道本体，仁心仍无所落实;于是，便需要忠和信为文与行把关、掌舵，以保证知、行有一个正确、健康的发展方向。忠涵盖着社会政治的君—臣关系、个体—集群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而信作为“四教”的终结，值得深思和揣摩。因为这里面蕴含着儒家人才培养的基本导向与人格追求的理想境界，德高于能，品重于才。学文和修行都是忠、信的派生，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阶段性和工具性，而学文、修行的目的则是存于忠、信，因为忠、信直接生于人的本心。本心开显，人才能够形成自己的思想世界与生活世界。本心正，则世界正;本心中和，则世界中和。

　　二、“信”而“与己忠”

　　对于儒家而言，信，无疑首先是忠的一项爱人、尽己的工夫，甚至，唯有通过信，忠才可以真正落到实处，即行忠、尽忠才是可能的。爱人首先要求有信，信于己，信于人，不信则何以能爱。信据于仁，而可靠;仁发于形，而有信。信不虚妄，虚妄不信。信所强调的是，与大道本体之仁的一致、符合，并始终以之为根据。信者，实也。本体之仁、内心之忠，在形之于外、见之于相的过程中，始终有根有据、不歪曲、不虚妄则为信，而能够被人心意识所经验和确证了的，才可以称为实。

　　仅就物而言，信是自己与自己保持一致，自己根据自己的内在规定性而产生自己的现象事实，因而构成了物对自己的绝对的统一，即物的最本真的忠。生活世界中，对待别人必须尽忠，对待自己也必须尽忠，并且，对别人尽忠源于对自己尽忠。自己尽忠于自己即是回归我之为我的天性。尽己之性则能够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万物于性理道体上应该是可以互通的。尽己之后，我的本性则能够留守和保存下来，于是，事物在我面前便开始呈现出属于自己的特征。被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可信的，因而也都是实在的。我的世界里的一切存在事物，首先必须被我所加工和构造，并被我所记忆和理解，因此也应该具有现实的或实际的性质。所以，能信则必然能实，有所信则必有所落实。信与实都离不开我心意识的作用。然而，这还只是关于信与实的知识论分析，这种分析本身即已远离了仁道大体的本真。一切可信的、现实的事物都来源于它自己的先验客体，而能够与物之为物的内在规定保持高度的一致而不相违拗。信追求实的意向、过程与一切所作所为就是在尽忠。

　　但尽忠又不可能始终只停留于主体自我的内部感受或绝对私人性的领会阶段，还必须借助于以物自身、真实为源发、基础的语言符号。《春秋榖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记曰：“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9]能思、会说，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功能。人原本只是动物之中的一种而已，如果自负地说，唯有语言和思维能够首先让人成其为人。然而，如果离开真实，偏出本体，那么语言也不能成其为语言。语言之所以成为语言的一个重要规定就是它始终追求与道的统一性。信要落实忠则不得不以语言为媒介、中转。作为先验对象的物自身，它无疑是自己存在着的，不可能进入我们的感觉系统，但它可以刺激我们的感官而形成关于事物的信与实。道借助于信而有所表出，信是对道的分有，信的身上始终折射着道的影子。同时，信也离不开道，无道则不可信，万物则无法加以区分，世界则呈现为一片无序的混沌。

　　信，如果能够通达自己，即“与己忠”，则也一定能够忠于天地万物。《吕氏春秋·离俗览》说：“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10]信，作为一种品德，它表现并渗透于人世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显得重要无比。信，发自内心，贯彻身躯，与时终始，可以通合于上天。信可以打通天人，自如自在地游弋于万物之内。这样，信也便一下子获得了忠的本体性和源发性。《说文解字》曰：“信，诚也。从人从言。”而“诚，信也。”[11]这里，信、诚互解，极好地说明“信”也具备通天合物的基质，甚至就是己立己达、体仁成性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