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10]5-6。可以说，沃尔泽使得社群主义从桑德尔的形上辨析以及麦金太尔的历史建构中走出来，来到真正的现实世界，使得我们切实体会到在日常生活与实践行为中建设平等正义的共同体的机制可能性。具体说来，一是多元主义与复合平等的理念。社会至善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分配问题，分配问题涉及平等正义，也包含个体至善的解决。但是自由主义者对于平等正义的追求，往往建立在抽象的哲学原则之上，试图建立一套适用于所有分配的单一标准或一套相互联系的标准。
6.1“哲学家的最初冲动是抵制历史的展示和表象世界，并寻找某种内在的一致性：一个基本物品的简短列表，由此迅速抽象出一种善;一套单一的分配标准或一套相互联系的分配标准。”[10]3沃尔泽认为，这样的一元理想的社会压根就不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人们“心存公正，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脑海里最可能浮现的问题不是在如此普遍化了的条件下理性的个人将选择什么，毋宁说是像我们这样的个人将选择什么，谁和我们所处的境地相同，谁分享一种文化并主动继续分享这一文化”，说正义“只能从惟一的途径达成是令人怀疑的”，事实上，“正义原则本身在形式上就是多元的;社会不同善应当给予不同的理由、依据不同的程序、通过不同的机构来分配;并且，所有这些不同都来自对社会诸善本身的不同理解——历史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必然产物。”
6.2[10]4-5这样的一个多元主义社会，不可能达到一种人人平等的理想状态，只能是一种比较靠谱实在的“复合平等”。因为平等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它只能通过我们自己所制造、分享和分割的物品来调节，但是平等不能仅仅是财产的等价物，因而就需要反映社会物品多样性的各种分配标准。物品的占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垄断，但这对于复合平等来说是必要的，“尽管会存在许多小的不平等，但不平等不会通过转换过程而增加……因为分配的自主性倾向于产生各种由不同群体掌握的地方性垄断……复合平等将向更为分散、具体的社会冲突形式开放，并且，对物品的可转换型的抵制将会继续”[10]20，从而实现了实在的平等与正义。
6.3通过成员资格、安全与福利、货币与商品、公职、艰苦的工作、自由时间、教育等亲属关系、神的恩宠、承认、政治权力等要素，沃尔泽为我们全面地分析了实现复合平等的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这样的一些要素包含了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各个方面：从个体来说，主要涉及艰苦的工作、自由时间等;从共同体来说，主要涉及教育、政治权力、货币与商品、安全与福利等;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来说，主要包括成员资格、公职、承认、亲属关系与爱、神的恩宠等等。正如史蒂芬•缪哈尔、亚当•斯威夫特在《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一书中所言，沃尔泽援用共同体完成了“对于有关正义的实践推理做出一个充分的说明——有关正义的客体而不是正义的主体。”[9]126通过这样的客观正义，人们在政治共同体中实现了“相互尊重和达成共识的自尊”这样的复合平等式的深层力量和持久性的源泉。最后，泰勒以实体性取代原子论的人类主体性理解，使得社群主义完成了共同体走向自我的现代认同。
6.4社群主义成为一种完整成熟的形态，有了共同善的价值支撑、历史主义的德性确证以及现实实践的检验之后，还需要社群中个体的认同。黑格尔指出，我即我们，我们即我，主体是实体与个体的统一。同样，社群主义要想产生精神性的内涵，必须使得自身获得主体性，也就是社群主义的至善如何获得个体的认同。这样的主体性，在西方语境中转换为泰勒的自我如何获得现代性内涵，从而使得自身具有一种“人类的主体性”。现代意义上的社群认同或者说自我认同，“它不是对古典意义上的、可以进入公众实在的‘客观’秩序的探讨”，而是“只有通过个人的，因而也是‘主观的’共鸣，这种秩序才是可以理解的”。
七、[7]803也就是说，现代性社会秩序冲突的根源在于：我们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在寻找一种秩序——对于古代社会来说，这种寻找本身就是个体认同——来建构我们的社会，而是要在不同的秩序中来寻求相互理解。因而这样的自我认同的根源因为涉及不同的秩序与传统，必定涉及历史、文化、语言以及共同体的存在。在泰勒看来，有三种完全不同的秩序传统影响着现代性自我的道德认同，并造成现代性道德冲突的现实困境。这三种原初性的道德根源乃是“:(第一个是道德)标准的原初性的、有神论的基础;第二个领域的核心是自然主义的分解式理性，它在我们的时代采取的是科学的形式;第三组观点在浪漫的表现主义或它的现代主义后继之一的视野中寻找其根源。”[7]781泰勒是黑格尔的当代阐释者，它在建构自己的思想时，不知不觉地就有了黑格尔的痕迹。同样，在解决这一现代性自我认同张力时，其方法无疑就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延续：从原子式的自由主义走向实体论的社群主义。
7.1在泰勒看来，自由主义是以“原子主义为基础的，……个人在社会之外是自足的，因此并不需要选择时的文化环境以便行使他们的‘道德能力’。在这种原子主义的理论中，自由主义的个人只关心他的个人选择……以致于忽视了这种选择在其中是开放的或者封闭的，丰富的或者是贫乏的发源地。”[13]72泰勒认为，只有在某种社会中，通过社会的文化环境才能理解自我，才能认同某种秩序。而他的社群主义观念，显然是受黑格尔实体主义的共同体观念的影响，“共同体被看做是一个生活或主体性的场所，诸个体是那个共同体的片段。共同体是精神的体现，是比个体更充分、更实质性的体现。”[7]579在泰勒的描述中，社群不再是黑格尔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却有了现实生命秩序的活力。接下来，关于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是通过其一系列的概念来得以呈现的，其中重要的两个概念就是“框架(Frameworks)”和“构成性的善(Constitutivegoods)”。
7.2泰勒认为，“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该赞同或反对什么。”[7]37在这个自我认同中，“一直被称为框架的东西体现着一套关键的性质体特征。在这个框架内的思考、感觉和判断，就是这样一种意义在起作用，即某些行为，或生活方式，或感觉方式无比高于那些我们更乐于实行的方式。”[7]27其实，就是不同的社群所具有的不同的精神气质，这些精神气质通过一种泰勒称为的“架构或视界”表现出来。单一的个人的认同离不开我们所说的共同体的框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单一的个体面临不同的社群所代表的不同的框架，或者是不同的个体面临同样的框架，亦或是不同的个体面临不同的框架时，会出现什么样的认同问题呢?“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认同危机’的处境，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人们常用不知道他们是谁来表达它”[7]37。
7.3这样的认同危机带来道德方向感的缺失，但是“道德方向感的问题并不能在单纯的普遍术语(自由主义提供的解释框架——引者注，下同)意义上得到全部解决”，而是与“我们所表现在每个人发现他或她的道德视界方面的重要性有关(对于社群的关注)”，也或者是“与我们对个体差异的后浪漫主义理解有关(关于善的不同认识)”[7]38。在此认识论的基础上，泰勒提出了理解现代性认同的核心概念：构成性的善。现代社会的道德起点是理性，自由主义者坚持抽象意义上的普遍善也是因为理性逻辑的支撑。泰勒指出，我们应该进入理性的实质，“理性的支配地位应被实质性地加以理解。
7.4理性的，就是有理性秩序的眼光，而且热爱这种秩序。所以，行为或动机的差别按与宇宙现实，与事物的秩序的关联来说明”，在这样的理性指导下所理解的善，才是“更完整意义上的善：这种秩序的关键是善的理念本身。……让我们称这类实在为‘构成性的善’。”[7]139这样的一种构成性的善，既解决了善的道德根源，将对善的理解获得一种历史资源的支撑，同时，又使得善本身与“我”或“我们”的行为与动机相关联，从而在一种社群主义的社会至善前提下解决了个体至善的认同问题;使得社群主义获得了个体的道德认同，并进而可能实现一种有秩序的生命理解和好生活方式。
7.5三从形态论的视野对社群主义进行了梳理之后，我们发现，他们的思想被标识为“社群主义”的旗帜，完全是一种形式同一性，无论是桑德尔还是泰勒，亦或是沃尔泽与麦金太尔都不是十分愿意被人们称为社群主义者。社群主义者之间这种团体的涣散背后其实是思想的游离，社群主义者从来都没有形成过标识在“社群主义”旗帜下的“精神同一性”，所以这样的一种“伦—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集合并列”。在思想意识上，因为他们共同拥有“共同善”、“社群”等概念的交集，但是各自之间对此的理解的方式与思想力度却是千差万别;在言说方式上，因为不同的理论立足点，他们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论证方式，这些理论论证方式虽然可以归结为形而上学、方法论、价值论等不同层面，但是因为这些论证方式背后的理论立足点的不同，使得这个言说的图式虽然在整体上可以勾画为一个完整的体育场，但是各个方式却似体育场上的跑道泾渭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