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哲学的强解释学特征的论文(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8-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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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哲学的强解释学特征

  鉴于上述状况,本文准备从现象学解释学的角度对中国哲学的解释学特征进行分析,以期得出有益的结论。如果我们把前述现象学解释学的“居中”的特点称之为解释学特征的话,那么就可以把过度的解释称之为强解释学特征,而解释不及则可以称之为弱解释学特征,这两者虽然就解释程度的强弱而言存在着差别,但就它们都偏离了现象学解来说,却又是相似的。过度和不及,都不是现象学的态度。

  在我看来,中国哲学具有强解释学特征,也即存在着解释过度的状况,总习惯于把思想活动看作是对前人思想的解释活动。解释本是一种“居中”的行为,但中国哲学的解释却偏向了文本一方,把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归于作者和文本。以肯定文本为主,思想的过程以对文本的解释为目标,将“我”融合到文本之中。故称之为“强”。

  秦汉以后的哲学活动大体上是以解释为主,解释活动几乎被等同于思想活动。具体地说,就是以作者的思想和文本为解释的中心,以作者和文本的原意为解释的对象,假定存在着与理解者无关的孤立存在的意义或事实,而种种解释的技术和方法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按照现象学解释学的观点,意义是在解释者与被解释者之间生成的第三者,是两者相互融合的过程和结果。而中国哲学,在秦汉以后所形成的强烈的解释传统,存在着过度的解释。这种解释一方面把自己的理解活动也归纳到解释的范畴之中,泯没了解释者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则过度地强调了理解的历史本身。解释学强调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认为不仅文本处于历史的境遇中,而且解释者也处于历史的境遇中,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是理解和解释的前提,但是并不把解释的结果完全归于文本,相反在这种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了原来没有的新的视域。中国哲学对于这种历史性则强调到了极端的程度,自秦汉以后的哲学著作越来越重视阐发古人的思想,汉朝的章句之学就不用说了,以后的著作虽然没有那么繁复,但解释的篇幅大多远远超过了原文,人们创设了“传”、“记”、“说”、“解”、“注”、“笺”、“疏”等解释方法,以便恢复或弄清文本的原意。这样的研究以消除人们的偏见和误解为己任,与西方古代的解释学是一致的。

  在这样的著作中存在着两种历史性,一种是文本本身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即文本或作者自身的本意,一种是对文本理解和解释的历史,几乎每一句话甚至一些重要词汇后面都列举着历代解释者的理解。后者是为前者而存在的,是为了使前者的“真”得以显现而存在的。于是,历史就静止在了文本的时代,解释者忘记了自身的历史性,忘记了他的解释只是一种历史对另一种历。史的解释。历史在这样的理解和解释中实际上已经死去了,它定格在了文本的时代,从而失去了创造的活力。历史性的含义就是时间性,也即创造性,只有在富于创造性的变化过程中才有历史,而对于历史性的过度重视使人们的思想停留在过去的某一个历史时期或某种思想中,这种创造性也就被扼杀了,历史也就终止了。可见,过度的历史性倒是窒息了历史的进程。

  这种过度的解释造成了许多后果。其一是哲学的进展非常缓慢,原因就是由于人们过度地重视了解释,把哲学研究活动看作是对前人思想的理解和解释活动。中国哲学的这种解释传统把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完全归于文本只在文本的视域内思考问题,即使是有了自己的心得也必定要以原文的语言来解释或归结到原文的思想框架之内。其二是哲学的发展是寄生式的。由于这种强烈的解释传统,不敢大张旗鼓地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后人以继承和阐发前人的思想为主,后来的思想总是寄生在前人的思想之树上。解释者一我,被消融于文本的视域之中。其三,由此决定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式是线性的,表现为中国哲学的流派是贯穿古今的,没有新的哲学流派出现,即使有新的流派,也是对古代哲学观点的修补,所以只能冠以“新儒家”、“新道家”之类的名称,但基本的哲学原则并没有变化,还是在这个学派的思维框架内思维,本质上不能算是新学派。这种线性发展还表现为哲学范畴也是贯通古今的。由于没有突破原来哲学思想的框架,所以只能使用原来的范畴,如道、气、五行、阴阳、仁、义、礼等范畴,自古以来,人们思想的不同仅仅表现在对这些范畴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上。其四,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过度的解释风气形成了尊师的传统,而且这种尊师是一种全面的尊重,不仅尊重老师的人格,还包括尊重老师的思想,由此导致了对于师承关系的过度尊重,以至于在思想活动中过度地重视传承,而缺少批判精神。缺少了批判精神,也就难以对前人的思想有所超越。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在中国哲学的这种过度解释中,理解者的主体性被忽视了,它被溶解到客体性之中,变成了文本的附庸。

  应当说,中国哲学这种过度解释的传统,这种肯定式的发展方式,严重地束缚了哲学家的思想,压抑了他们的创造性,妨碍了中国哲学的进展。尽管人们也试图提出新的观点,但由于是将自己的思维活动定位在阐发先贤的思想,因而无论如何也难以突破文本的视域,缺少整体性的创造,只是在原来的框架中修修补补,后人的思想只能被包含在前人的思想和文本的视域中。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只在先秦出现过,那时的思想界真的如同百花齐放一般灿烂,从思想到文字都充满了无尽的生机,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宏大的气度。而自秦汉以降便江河日下,注释之风形成,那种宏大的意识消失了,再也难以找到孔孟老庄式的人物和《论语》、《道德经》、《庄子》与《孟子》那样气魄宏大而自成体系的著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尽管很多,但这种过度解释的传统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西方哲学的弱解释学特征

  与中国哲学相反,传统西方哲学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具有弱解释学特征,就是说,存在着解释不及的状况。西方哲学的这种弱解释学特征主要表现为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哲学发展的历史表现为一个体系推翻另一个体系的活动(在黑格尔之前尤其是这样),即是一种否定式的发展。在这种解释不及的状况中,思想活动被理解为批判活动,前人的文本被当作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只有“我”的理解才是唯一正确的,才是真理。他们重视的不是对前人的解释,而是自己的理角角他们自己的观点是在揭示前人错误和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我为主,而文本是从属的,其思想活动偏向了我这一边,弱于对文本的解释,同样没有“居中”,故而称之为“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中没有历史性,只是它的历史性与中国哲学中的历史性相反,具有弱的历史性。弱的历史性与强的历史性方向相反,对前人的思想虽然不是视而不见,但对前人的思想采取的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研究前人思想的目的在于要否定它,在于证明自己的真理性。所以,历史性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与在中国哲学中是不同的。以亚里士多德为例,在其《形而上学》一书中,每论述一个问题,首先要列举历史上与之有关的种种看法,这似乎表明他非常重视历史。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就其实质内容来看却不然,他考察历史上各种观点的目的是指出它们各自的得失,以便提出更加全面的观点。真理最终总是在他这一边后来的怀疑主义者把他称之为独断论,就是这个原因。

  这种弱的历史性与强的历史性,形式上有别,但最终效果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对真正历史性的扼杀。历史性存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而西方哲学的这种弱解释传统过度地强调了“现代”的意义,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可是,如果取消了历史的真理性,否定了自身的历史性,则同样取消了真正的历史性,也即时间性,因为,在这种否定性的活动中,由于此前的历史被否定了,历史就停留在其自身那里,历史在最后一个思想者那里终止了,真理成了一个僵死的最后的“点”,这样的点是没有生命力的,终止了的历史便不再是历史。而且,否定了自身前史的真理性,其自身的真理性也就成了问题,它自身的合法性也就值得怀疑了。黑格尔也许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哲学史上所表现的种种不同的体系,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只是一个哲学体系,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罢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那些作为各个哲学体系的基础的特殊原则,只不过是同一思想整体的一些分支罢了。那在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体系,乃是前此一切体系的成果,因而必定包括前此各体系的原则在内;所以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哲学体系,必定是最渊博、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体系。这一论断强调真理是一个过程,是要为过去了的哲学体系寻找合法性和真理性,他的辩证法也是要确立对方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应当说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已经具有了现代解释学的萌芽,但是就他仍然把最后的看作最真的,把前人综合于最后的体系中而言,还不是现象学的,它偏向了主体这一方,而且仍然认为存在着一个客观真理,因此仍然属于传统哲学范畴。

  由于这一弱解释学特征,西方哲学呈现出批判式的发展方式。后人总是在批判前人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对于前人的范畴、思想都要重新考察,以求得出不同的结论。以肯定自身为主,而以否定前人为辅,对话的主角是我,前人的文本只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着。这种以我为主的结果就是出现了黑格尔所说的那种观点,前人的观点被综合于自身之中。这种综合的极端产物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哲学,它们把客体也综合到主体也有师承关系,也尊重老师,但学生对于老师的尊重主要是人格上的,而不是连老师的观点也一起“尊重”。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鲜明地道出了这一特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具有师承关系,但他们各自的观点却大相径庭,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学派。事实上,西方哲学家们的哲学体系常常是在对老师思想的批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这种富于批判的思维传统使西方哲学家们不执着于解释,而是着重于理解,从而使思想发展的历史呈现出创造性的活力。新的哲学流派不断涌现,每个哲学家都试图创造自己的体系,从思想到文字都要表现出与前人不同的特征。由此导致了西方哲学范畴的丰富多样,自古至今,出现了大量的哲学范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哲学范畴,每个哲学家有每个哲学家的范畴。只要浏览一下那些一流哲学家的著作,就可以发现里边跃动着一个个独特的、富有活力和个性的精神生命。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始终保持着创造的活力,焕发着勃勃生机,新的思想体系不断地诞生出来,内容丰富,花样翻新。其所以如此,与这种弱解释传统无疑有着极大的关系。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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