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中国哲学的强解释传统还是西方哲学的弱解释传统，实际上都不能完全脱离历史的约束，也不可能彻底抛弃自己的主体性。任何哲学体系都是从旧的哲学体系中生长出来的，是在原来的视域与解释者的视域的相互融合中诞生出来的。脱离了历史的语境，新哲学便无法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无法理解。因此才可以看到，中国哲学也有所发展，而西方哲学也有所继承。中、西哲学之解释学特征的不同，在于其对待前辈思想的态度不同，前者是崇拜的态度，后者则是批判的态度，由此造成了发展方式的不同，西方是后边的包含前边的，而中国是前边的包含后边的。前者以肯定的方式继承，继承有余，而批判不足；后者则以批判的方式继承，批判有余，而继承不足。

　　当然，这不仅仅是个态度和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存在”问题。一方面这种解释传统的形成折射后，言论不再自由，个性受到压抑。在庄子的时代还可以“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而秦以后免刑都困难了，于是思想家们只好借古人之口来抒自己之胸臆；另一方面这种传统一旦形成又成为进一步束缚人的思想的因素，在这样一种境遇之中，再勇敢的思想家也不敢胆大妄为。时间一久，这种状态就成了中国思想家们的本体论状态了，以至于解释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行为，以至于一旦有违反此传统者，用不着当局发话，学者们自己就会清除他。同样，西方哲学所形成的弱解释传统也是他们的生存状态的折射，尽管西方历史上也不乏惨烈的时期，但尊重个性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在哲学中尤其是这样。这样的传统也成为了西方思想家们的本体论状态，批判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一种习惯。虽然现代的那些现象学哲学家们主张“居中”，但他们依然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从现象学解释学的观点看，强解释和弱解释两者都有偏颇，都还没有“回到”事情本身，因而是不足取的。过度的解释，会束缚解释者的思想，容易导致复古主义；而过度的批判，则易导致虚无主义。目前，中国这种过度解释的传统应该改变，否则不利于当前思想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传统。“五四”以来所形成的否定传统的思潮，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要完全割裂与历史的联系，把传统看作只配被批判（实质是否定）的对象，这事实上是一种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的潜台词是：过去一切皆错，惟有我正确。然而，这样的“正确”是缺少合法性的，它也无法存在。传统是一切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土壤，若是没有这种土壤，它们生长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虚无主义不仅虚无掉了传统和历史，最终也必定虚无掉自身。事实也正是如此，将传统虚无掉以后，自身也就失去了立脚之地，传统被否定了，自己因此变得一无所有，于是不得不把别人的东西拿来装门面，重复西方思想家说过的话，但无论重复多少遍，都不可能是自己的创造。其结果与单纯地解释古人的思想一样，仍然是虚无，依然没有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的思想。不言而喻，重视传统也决非抱着古人的思想不放，只是解释，而不创造一这样的复古主义与虚无主义实质是一样的，结果都是虚无。

　　就当前中国哲学界的状况看，一方面是否定传人的高明，则一定要否定过去的。可是自己又没有创立出新的体系、发明新的思想，于是只好拿西方哲学的东西来要求古人，这样要求的结果当然是“中国没有哲学'另一方面则是强解释传统依然故我不仅研究中国哲学的人依然是在解释而且就是3陛看似具有批判精神的研究西方哲学的人也是在解释，只是解释的对象是西方哲学罢了。正如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要研究一样，对于西方哲学当然也要研究但研究的目的应当是超越被研究的对象，否贝iJ便不是真正的研究，重复性的解释不会有创造。

　　因此，在这种强解释传统还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本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应该，这种解释的传统束缚中国思想的发展已经太久了，现在最需要的倒是多一些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少些注释，否则我们就只能在古人的思想里或西方否定，在批判中有着真正的继承。对于传统，我们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要么肯定，要么否定。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它们或许可以“治疗”这种在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

　　重视传统是没有错的，没有深厚的传统不可能创造出博大的思想体系。但问题在于怎样重视。重视传统的目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要超越它，是为了现在和未来，为了创造新的思想。单纯地争论中国有没有哲学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古代有哲学怎么样？没有哲学又怎么样？这对于今天的我们似乎并不重要，因为无论中国过去有哲学还是没有哲学，都不等于现在有哲学。重要的不是古代有没有哲学，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自己的哲学一这种哲学，既不是古人思想的重复，也不是西方哲学的复述一只有这样的哲学，才属于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