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望月清司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读过论文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8-10-02

  望月清司(以下简称望月)①的历史理论,是以他的市民社会理论为基轴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是说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过程的理论。望月清司将人类历史发展看成是“本源共同体→市民社会→未来共同体”②的发展过程,在论证这个过程时,他遇到一个问题,即在他看来贯穿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之时——“令人难以置信地消失了”[1]34。望月认为,这并不是因为马克思放弃了“市民社会”的理论,反而表明了马克思“要从一个对自己而言全新的角度,即‘国民经济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来重新获得自己早已在批判黑格尔时习惯了的那一‘市民社会’概念”[1]37。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消失,是“由于马克思发现了斯密=英国的‘市民社会’,并将视线从黑格尔=普鲁士式‘市民社会’转向了斯密=英国的‘市民社会’所造成的”[1]42。望月认为,虽然在“异化劳动论”中,“市民社会”的概念消失了,但是,“‘异化劳动’是连接《德法年鉴》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市民社会理论的社会=历史认识”[1]54。从这一点出发,望月试图对“异化”的传统研究注入一个新的视角,要“使异化范畴从狭隘的哲学框架中解放出来,扩展到经济学领域,从而使它获得新生”[1]11。

  一、难以跨越的鸿沟:异化劳动的逻辑缺环

  望月对异化劳动概念的推进,是将其与《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概念结合起来进行的。在进行这个工作之前,望月首先亮出了自己的文献学依据,即《穆勒评注》与《手稿》的写作顺序。关于两个文献的写作顺序,在学界中争议颇多③,使对两个文本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把握有很多种解读成果。④望月采纳的是苏联拉宾的考据成果,认为《经济学笔记》与《手稿》是交错写作的,《穆勒评注》写于《手稿》的“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之间。以此为基础,望月借用日本学者森田桐郎的话说,这一考证“就会给我们带来下述重要的结论,即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认识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而1844年正是这一视角和方法的形成时期。为了能够正确地把握这一视角和方法,我们至少要采取《经济学哲学》⑤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经济学哲学》第二、第三手稿这样的解读方式”[1]33。所以,望月在之后的论述中,将《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和《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结合起来,试图以此完整把握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在确证了文献学上的顺序之后,望月开始展开逻辑上的推论。他首先阐述了自己的研究前提,指出马克思所面对的历史情境是“市民社会和劳动异化”,这也是异化劳动理论的问题域。我们来看在望月的解读中,马克思是怎么展开历史分析的。

  在确定了异化劳动理论的问题域之后,望月分析了马克思在《手稿》第一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在这里,他对这四个规定的关系和地位的判定是“在这四个异化规定或者说异化形式中,马克思对(3)和(4)并没有展开论述,甚至有时对它们都不做区分,这两个规定与第一和第二规定并不处于同一个水平上”,而且,“目前的任务并不是讨论如何从理论上处理第三和第四个规定,而是如何理解第一种劳动产品异化和第二种劳动者自我异化之间的逻辑关系”。[1]54望月的这个推论在笔者看来,是不成立的,在下文将会有所讨论,现在先顺着望月的思路往下走。

  在做出这个判断之后,望月的关注点就聚焦在异化劳动的第一规定和第二规定上了。他针对传统的雇佣工人异化理论,对第一规定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认为如果按照传统的雇佣工人异化理论的解读方法,马克思在对第一规定的论述中,会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疑难——“虽然‘事物的异化’仍可解释成‘资本主义’雇佣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异化’,但马克思却说它同时也是‘自然的异化’。”望月认为,如果马克思将“劳动产品的异化”界定为“事物的异化”的同时,又指出异化劳动“使自然”与人相异化,那么按照阶级批判理论的解读方式,“‘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劳动产品异化就要同时解释成感性的外部世界=自然对象=自然这一贯穿整个历史的东西的异化”。[1]58而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这个角度看,这一点是无法成立的。于是,望月追问:“马克思想用‘自然的异化’来说明什么呢?”望月认为,去掉雇佣工人劳动异化的“有色眼镜”的遮蔽,我们将看到,在马克思的文本之中,“自然的异化”就等于“事物的异化”,这个过程,是人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的过程,在这期间发生的人类劳动是永恒的,与社会制度无关。因此,他反对雇佣工人异化理论,他认为,第一规定是不能说明社会关系的,甚至到第三规定的“类”中也不存在社会关系的内容,第一规定中的逻辑是一种“孤立人”的逻辑,与社会关系无关。雇佣工人的异化理论将“劳动者”翻译并且理解为“工人”,而实际上“劳动者”只是“从事劳动的人”,与他是农奴还是工人无关,将其仅仅理解为“工人”,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遮蔽了以下的问题:“马克思为什么会中断‘第一手稿’的写作而向《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异化迂回?其结果为什么会使‘第三手稿’中的‘社会’概念得到充实并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创市民社会认识的新世界奠定基础?”[1]63与对第一规定的解读一样,望月对异化劳动第二规定的解读,也强调了传统解读方法仅仅看到劳动异化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对理解“异化劳动”造成的遮蔽。望月指出,在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中,第二规定看似简单,却只有它阐释了工人与异己的“一个别人”相对立,而这个“别人”,不仅仅是传统所认为的资本家。他认为,传统对第二规定的理解没有看到第二规定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即“‘自我异化’本质上与‘自然的异化’在内容上是重合的。换句话说,第二规定是由可以表现为第一规定的‘概括’部分与看似强调工人被‘一个别人’彻底奴役的部分组成”[1]70。望月认为,从第一规定的“孤立人”的逻辑向第三规定的“类存在”推导的过程中,“孤立的人与自然相对立,孤立地劳动并孤立地享受”[1]73,孤立的人之间并不存在着社会交往,在这个过程中,是无法从逻辑上推出第二规定中出现的对工人进行强制劳动的“一个别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关系的产生,只能是由于“私人所有”从外部介入,妨碍工人扬弃外化,从而使外化永恒了。[1]74而这个“私人所有”,并不是第一规定中的“领有”[1]74,不能由第一规定推论出来。马克思在之后提出的“社会的所有”,生产者把自己的产品交给社会所有,以此外化=异化活动,即将自己的产品转让给他人的行为而成为社会的一员,也无法解释非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关系如何成了统治劳动者的非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关系。这造成了“异化劳动”片断中私人所有和劳动异化的循环论证的一般看法。当由此思路走到第三个规定的时候,更无法解释在第三种异化“类生活与个人生活异化”之前,“个人生活”是如何从“类生活”中剥离出来的。

  由此,望月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从第一规定是如何走到第二规定的,“个人生活”是如何从“类生活”中剥离的?缺失的那一环是什么?望月的回答是: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决定性的飞跃”。[1]81

  二、“天堑变通途”——《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

  实际上,在探讨异化劳动的第一、第二规定的过程中,望月早已在多处为接下来的《穆勒评注》研究的展开埋下了伏笔。

  首先,在试图对异化劳动的第一规定进行阐述的过程中,望月认为第一规定当中“自然的异化”与人通过劳动的生成,以及对象世界由之而来的实践生成这两方面是很难整合起来的。[1]67望月感叹,马克思留给我们理解第一规定所包含的矛盾——“人的自我生产和对象的异己化”——的理论依据“实在是太单薄了”[1]67。望月的解题秘诀是:“马克思正是在连接自然—产品—劳动者这条线的最脆弱的地方,设定了自己的劳动产品被他人剥夺、甚至连劳动本身也被他人占有这一潜在原因,从而为从逻辑上走向第二规定留下了伏笔的。”[1]67我们不禁要问,望月所指的“伏笔”究竟是如何展现的呢?

  我们看到,如何由这个逻辑上“孤立的人”与第二规定“自我的异化”的人推导出第三个规定“类的异化”现在构成了望月为自己设定的必修课了。望月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探究“第一规定中究竟是否潜藏着产生‘一个别人’的契机”。[1]70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作为贯穿人类历史过程并为之奠定基础的对象化劳动,实际上包含了劳动主体的自我生产和劳动对象化及其重新被劳动者占有的过程。但引入了“私人所有”之后,劳动过程对于劳动者而言则表现为“劳动对象的丧失”,即在劳动外化与重新占有之间出现了分裂,“劳动者外化的圆环将就此中断,对他(劳动者)而言‘外化的扬弃’将永无可能”[1]74。也就是说,由于私人所有的阻隔,劳动者将无法顺利地重新占有外化的劳动并完成对劳动外化的扬弃过程。那么,这个阻碍了劳动者实现外化扬弃的“私人所有”从何处来呢?是不是意味着劳动外化就是私人所有的根源呢?前面的分析已经告诉我们,望月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他看来,劳动外化只是私人所有产生的条件之一,第一规定在逻辑上不存在产生“私人所有”的契机。[1]74那么,在望月看来,构成“私人所有”赖以产生的重要逻辑缺环究竟是什么呢?很显然,望月所有的伏笔和暗示都导向了对《穆勒评注》的剖析。

  望月首先对《穆勒评注》的“第一评注”⑥进行了分析,首先引用了马克思在“第一评注”开头所做的对货币本质的论断:“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中介(Vermittler),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为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2]164-165据此,望月认为,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已经在“所有”与“货币”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并且“货币的本质”在于互相补充这一“人的=社会的行为”的异化=外化形态。货币充当了人与人的劳动产品得以互相补充的中介,而中介,是一种关系,因而,此时马克思对“所有”的理解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深度:个体如果不互相补充就无法完善。这在望月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逻辑跃升:就对市民社会的认识而言,《穆勒评注》实现了从《经济学哲学》第一手稿以“孤立人”为逻辑支点的“类”的概念,向以相互补充的人为逻辑支点的“社会”理解的飞升。[1]83这样的逻辑飞升,实际上也为望月找到上述的“逻辑缺环”指明了方向,“私人所有”的产生与这种人们互相补充的“社会”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必将带来对“私人所有”与“相互补充”=“交换”逻辑关系的考察。望月指出:“‘所有’并不是一下子就外化为作为价值块的货币的,而是互相补充的类活动和类生活……首先被异化。”[1]83是互相补充的活动被异化了,才有“私人所有”的产生。因此,要实现“人的劳动产品”的互相补充,私人所有体系就必须通过货币的“中介”力量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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