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互相补充的活动又是怎么异化的呢？望月把“交换”的概念推到了逻辑的起点上。他追问，“在没有私人所有的‘人的所有’的世界里，互相补充的活动又会采取何种形式和结构呢？”[1]83望月没有立即为这个问题给出答案，而是用一个设问引出他最为核心的论断之一：“如果把‘所有’定义为先验的，在逻辑上就不可能走到所有物的‘互相补充’=‘交换’这一步，因此必须要首先将理论出发点设定为‘交换’，因为交换本来就反映着多数人，至少是两个人的社会联系。”很显然，在望月的逻辑中，“社会联系”远比第一手稿中“孤立人”的抽象来得具体、来得深刻。因为，在望月看来，第一手稿中的“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自我实现，这是站在孤立人立场上对劳动的理解”[1]85。而《穆勒评注》的“关键思想”在于，“在被外化的事物和外化的事物这两个层次上，马克思发现了两者之间人和人的社会联系=中介”[1]84。当马克思把货币这一中介视为私人所有的外化形态时，望月指出，这便意味着，马克思“将劳动进一步提升为社会的‘生产’——其中必然包括产品的交换——概念的水平，并以此来揭示类活动的本质”[1]85。进而，马克思又将“类活动”与“社会的活动”等同起来，在“社会”中，通过货币的中介作用，人的劳动通过“交换”得以互相补充。这种补充，在劳动过程中表现为“协作”，即社会规模上的“分工”，而“分工”和“交换”都是市民社会的表现。据此，望月断定，马克思已经由第一手稿中的“类”的概念大步向前走，找到自己的“社会”概念了。[1]85

　　至此，望月从《穆勒评注》中挖掘出了“社会的互相补充的活动”这一关键的视角，并且将“交换”设定为真正的理论出发点，实现了以“社会联系”的人取代了“孤立人”的理论意图，为接下来引出“社会交往”的概念做好了铺垫。当然，这是与望月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息息相关的。日本学者村上俊介就指出：“望月的市民社会论所强调的是，跟统治形式无关，人在分工关系中劳动。因此，劳动和交换关系才是所谓的市民社会，所谓历史的发展就是这一关系的展开过程。”[3]29这也是为什么，望月会去《穆勒笔记》中寻找马克思关于“关系”的论述的原因。

　　我们看到，望月用来解答那“缺失的一环”的，正是《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概念。望月是这样理解“交往”的含义及其和“交换”的关系的——“所谓‘交往’是贯穿整个历史的类的互相补充行为和人的=社会的行为。只有在私人所有的条件下，它才表现为带有了某种特殊含义的‘交换’。如果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发现，那么‘交往’就与人在类规模上的‘劳动的社会分割’。”[1]91交往是个别劳动对总体的暂时分割和统合的结构，对一个共同体来说，分工(劳动的社会分割)和分配=交往(劳动的共同体结合)是必不可少的。[1]96个人将自己的劳动先“转让”给共同体所有，然后再从共有财产中享受个体所需的生活资料。在市民社会的条件下，共同体的社会交往发生了异化，社会交往的外化=转让的环节发生了异化，即表现为分工和交换。只有在一个有着商品交换的社会中，私人所有才会发生，所有制一旦变成私人所有这一新的所有制形式，个体就会从类中脱离出去。[1]92望月以此论证，私人所有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劳动外化，更是因为“交换”，是在市民社会中产生的，马克思的异化历史理论也是“市民社会”以及“共同体”的历史理论。[1]98于是，望月也就解决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问题，即望月认为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一以贯之的“市民社会”的概念在《手稿》中的消失问题。望月认为，实际上，异化理论恰恰就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化，并不是它的消失。

　　三、幻象中的逻辑之舞：对望月解读模式的几点疑思

　　望月对异化劳动理论的分析，逻辑工整，层层相扣，论述非常的玄奥精彩，但是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本文试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望月的理论：

　　第一，批判“孤立人”的逻辑预设及对异化劳动的重构。

　　望月认为异化劳动理论的“第一规定”是逻辑的起点，是一种“孤立人”的逻辑，异化是自我异化，是一个主体的自我运动，缺乏社会关系的内容。从他所提出的“劳动产品的异化=自然的异化=事物的异化”的观点来看，第一规定中似乎只有孤立人与自然界与自身的关系，而没有“关系”的存在。因而望月认为，《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恰恰是对异化劳动理论的补充，而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提出的“交往异化”因为比“劳动异化”多了“关系”的内容，克服了“孤立人”的逻辑，所以比后者更高明。这是其将《穆勒评注》地位抬高的原因之一。

　　但是，马克思此时真的没有注意到“关系”吗？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样的观点显然无法面对如下问题：“连费尔巴哈都知道从关系态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类本质，并进而把‘类存在’理解为‘类关系’，难道受其影响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会以孤立人的逻辑而落后于费尔巴哈本人么？”[4]实际上，马克思是在超越了费尔巴哈的静态的感性存在的理论层面之后，越过了费尔巴哈的对人的本质的“直接的关系态理解”达到自由自觉的劳动的层面来建构“一种深层的关系态理解模式”[4]。马克思没有直接从“关系”的角度简单指认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物化，而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关注工人以及非工人的异化状况。马克思是站在动态的劳动过程的立场上，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与个体的逻辑上，考察工人与非工人在劳动中出现的异化现象的。

　　正如另有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第一重规定是：“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52。这里“工人”的指称，肯定是指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的劳动者，否则马克思怎么会称之为“工人”呢？离开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背景，这个劳动者不会称之为“工人”的。望月把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第一规定等于“自然的异化”后，“工人”就被解释为没有任何社会条件的“孤立的人”了。[1]73如此看来，我们不能将第一规定简单地理解为“自然的规定”，望月清司的这种理解是一种牵强附会。望月清司把“自然的异化”作为脱离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背景，当做“手稿”的“异化”的第一规定去解释在学理上是缺陷的，实质上，“自然的异化”首先应是批判尺度所包含的辩证逻辑涵项，在资本主义背景下现实地成为了“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5]24-26

　　可见，望月从“孤立人”的逻辑出发，必将使他对整个异化劳动理论进行重构。他将第一规定作为异化理论的重心，第二规定也部分的是第一规定的补充，笔者认为他贬低了第二规定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的异化根源于劳动活动的异化，第一规定根源于第二规定，而不是相反。简而言之，“劳动产品的异化不过是凝结的劳动活动的本身的异化、外化而已”[6]158。

　　望月的重构走到异化劳动理论的第四规定的时候，就更明显了。

　　第二，失落的“异化劳动”第四规定。

　　在望月看来，“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中，第一个规定是“自然的异化=事物的异化”，第二个规定是“自我异化”，第三个规定是“类本质”的异化，“孤立人”只能解释第一规定，第二规定乃至第三规定，前三项规定都是从人与自身的关系出发的。但是，用这个逻辑，望月似乎已经不能解释第四规定了，而是说“在这四个异化规定或者说异化形式中，马克思对(3)和(4)并没有展开论述，甚至有时对它们都不做区分，这两个规定与第一和第二规定并不处于同一个水平上”[1]54，绕开了第三、第四规定。这样的解读，是不是带着目的论色彩的，是一种有意地忽略？因为，马克思在关于第四规定的论述中，有大量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论述，他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来论述异化劳动了，比如“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2]59。还有，“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另外，马克思还提到一个重要的命题：“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并且“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在对第四规定的论述中，马克思不仅从工人方面考察异化劳动，还从非工人的方面论述了——“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2]60-61。这里马克思绝非没有注意到“关系”，他只是没有停留在对“关系”的指认上，而是在劳动过程之中探寻异化的生成，这也为之后他走向对异化劳动的现实的历史考察打下了基础。

　　望月之所以绕开了第四规定，与他对《穆勒评注》的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没有看到异化劳动的第四规定中蕴涵着的对“关系”的把握，没有看到马克思已经在论述的人与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关系，因此急于在《穆勒评注》中寻找通过“社会交往”展开的关系，以补充他所认为的“异化劳动”理论的缺失。

　　那么，《穆勒评注》中的“社会交往”概念，真的是马克思继“异化劳动”理论之后的一片“新天地”吗？我们回到《穆勒评注》本身来看。

　　第三，《穆勒评注》的启示：“社会交往”还是“谋生劳动”？

　　首先，我们看《穆勒评注》相对于异化劳动理论来说，其最有价值之处是不是望月一直关注的“社会交往”。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的关注对象确实由劳动异化转向了交换关系，转向了对交往异化的批判。望月认为，“马克思发现了两者之间人和人的社会联系=中介，这是《穆勒评注》的关键思想。”中介是一种关系，望月认为从“关系”的视角出发，是《穆勒评注》超越于《手稿》的逻辑起点。甚至说要“首先将理论出发点设定为‘交换’，因为交换本来就反映着多数人，至少是两个人的社会联系”[1]83。但是，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也说到“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2]174——“谋生劳动”而不是“交换”，才是马克思此时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