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特根斯坦流传下来的思想中，有一部分思想坚持认为并不存在哲学问题，存在的只是哲学难题。一些尖刻的或者说粗心大意的评论家把这当作维特根斯坦并未涉及那些困扰着柏拉图、康德的大问题的证据，他们认为维特根斯坦对思辨传统的影响一定是破坏性的。但这是一个误解，可以根据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主要观点来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库恩认为这是一个新范式创立者带来的后果。新范式的创立者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所以当他们事实上是在排除原有问题的紧急性及其意识的时候，旧范式追随者却认为他们忽视了某种东西。普里斯特里(Priestly)、莱沃思尔(Lavoisier)并没有解释什么是燃素；他们把对燃素的讨论排除在外。维特根斯坦也没有解决笛卡尔关于肉体与心灵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他转换了思考心灵与肉体问题的方式，从而使传统问题不再能够激发我们的兴趣。

　　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对传统问题提供某种答案，他也没有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推向顶峰。因此在那些坚持把哲学看作是解决肉体与心灵关系问题、其他心灵问题、因果关系的本性、宇宙的存在等等问题的人看来，这总是有些古怪。坚持像传统哲学那样看问题就如同坚持把疾病的起因描述为巫术的作用。说巫术在病源上没有起作用是不够的，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即便叫作巫术的操作也可以被想象的世界概念，但是我们在工作中已经转向了一个被认为是现代医学的世界。当我们遇到一个巫术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巫术也就消失了。

　　维特根斯坦说，哲学问题也将出现类似的情况。它们消失了，尽管并不是通过想象或者巫术的形式，而是经历了反思和分析的过程，这个过程减少了使人麻痹的概念困惑。哲学工作从掉入陷阱转变为开放的活动，我们知道该如何前进。

　　现在，如果还存在哲学问题，那就有哲学解答，因而也就有哲学知识。哲学家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伦理学的、美学的真理等等。哲学问题将得到哲学知识的解答。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正是哲学问题难以消除的特性——不存在固定的解答——为它们的真实本性提供了线索。康德关于纯粹理性的自相矛盾和谬误推理展示了同样的道理，康德论证到纯粹理性领域里的形而上学问题——由于同经验没有联系——只会产生矛盾。这类事情是单一的，它的答问并不复杂，但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些错误：如果每件事情都有个理由，那个理由是什么？即它是由什么引起的？

　　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把它们看作是难题的时候，我们在哲学上才会有所进步。由此我们要明白以下两点：(1)概念上的困惑体现的是语言的误用；(2)我们自身的迫切要求使得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到了首要的位置。把哲学问题断定为哲学难题意味着什么呢？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把生活的意义和世界的意识称作一个“谜”(Ratsel)。奥格登(C.K.Ogden)和拉姆赛(F.P.Ramsey)在英译本中把它译为“riddle”。维特根斯坦问他们“riddle”这个词是否能够同时表现这两种意思：第一，它意味着一种诙谐的、口语化的难题，它起到一种玩笑的作用；第二，它传达了一种深奥的意境。他认为，如果这两种意思都体现出来了，那么就应该意识到这里谈论的是生活的意义之谜。他后来写道：“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会感到一个语法玩笑是深刻的玩笑？(而这就是哲学的深刻性)”[4]顺便说一下，维特根斯坦给自己著作取名为“Logisch-Philopische Abhandlung”，英译本的题目自然而然应该是“Treatise on Logical Philosophy”。摩尔建议用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来作为该书的题目，以使人们想起斯宾诺莎的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神学政治论》)。摩尔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使得这样的提示是恰当的，这个名字也容易被人们记住。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存在一个巨大的谜，如同他认为语言有这样一种功能。他认为一个巨大的、具有体系的洞见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维特根斯坦逐渐放弃了语言统一性的观点。他后期著作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认为语言发生作用的方式是无限多样的，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也有无数多种。之所以如此——此时他放弃了他早期著作中的核心原则——是因为我们无法通观在语言中或者通过语言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宣称语言组成了命题，命题描绘了所有可能的事实。但在后期著作中，他力图说明语言使用存在多种不同的方式。《哲学研究》满是启发性的隐喻。比如，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比作工具箱，在这个箱子里有各种不同种类的器具，有些是用来敲的，有些是用来扳的，有的是用来切的，有的是用来量的，有的是用来磨的。明白和理解这些差别，知道如何使用这些不同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他同时把语言比喻为火车司机驾驶室里的把手，其中一个是可以连续地动作的把手，另一个是转换把手，还有一个是制动把手。知道如何使用它们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中最主要的隐喻是把语言看作为“游戏家族”。这个双重的隐喻是丰富的，维特根斯坦极大地使用了它。家族包含了一批成员，这个事实提示我们还停留在维特根斯坦与集合论搏斗的地方，这个事实也提醒我们他依然还带有要去回答一个核心问题的痕迹：什么东西可以确保规范体系的连续性和适用性？但现在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这种集合论中一定存在着吸纳和排斥成员的明确标准。维特根斯坦引进了一个概念：“家族相似”。想象一下，一个家族的成员或多或少都有些相似，都有着“家族面孔”。一些有着家族的鼻子，另一些重叠的群体有着家族的下巴，还有一些不同的群体有着家族的眼睛、家族的耳朵，等等。尽管他们都被看作是群体成员，但是他们并不必定都享有同样的特性。

　　很多重要的概念都是如此。“游戏”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想一下掷色子的游戏和跳绳、棒球和扑克、室内运动与奥林匹克运动，有些是团体性的而有的不是；有的是有输有赢的竞争性的，而有的不是；有的是球类，有的是田径，有的只是语言。它们都是人类的社会性活动，都要遵循接下来的规则，但是这不是一个充分的标准，虽然它同时包括了限速驾驶和战争活动遵循“日内瓦公约”。如果你也说它们是游戏，我们认为你的使用是引申出来的，是很可笑的。

　　维特根斯坦使用“语言游戏”这个隐喻来讨论语言，绝不是要消解、弱化他所看到的语言或者哲学问题。正是由于罗素没有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使得评论家们有可能产生误解，他们指责维特根斯坦把哲学仅仅看作是游戏。进一步说，这个隐喻只是提醒人们注意差异，注意各变种之间的相似，以及注意人类的活动。人们是根据所作所为来使用语言的。这个隐喻首先带来的思想是，研究语言就是研究在规则体系之内语言是怎么运行的。请记住这样一个激励人心的问题：是什么确保了规范体系的连续性和适用性？

　　我第一次阅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哲学研究》，我读到维特根斯坦关于某个人到杂货店去买五个红苹果的叙述，这个人到了杂货店，递给老板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五个红苹果。”杂货店老板看了一下墙上的颜色表，之后打开了标着“苹果”的箱子，然后他念出基本数列——一、二、三、四、五——每念一个就从箱子里拿出一个与色样颜色相同的苹果(维特根斯坦写道：“我假定他能背出这些数。”[5]这是一个笑话，他使我们意识到在这个基本的直接交易中，所想到的是如此之多)。店主把五个红苹果交给了顾客。

　　那又说明什么呢？好的，让我们考虑一下杂货店主没有做什么。他没有一开始就把所有红的货物摆出来，然后把它们五五一组，直到挑出只是苹果的那一组。他也没有一开始就把所有的货物五五一组，然后从中挑出红色的那些组，最后找到红苹果的那一组。你会说，当然啦，那样多费时间！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如杂货店主那样的方式去做。是的，但是每个人是如何知道的呢？哪里写着他要采取最快且最有效的方式呢？也就是说，他是如何知道要注意或者不注意到颜色表上的货样的，以及颜色标签上的形状的？他是如何知道该怎么计算的？他是如何能够确定他拿的数目是对的？这些以及另外的无穷无尽的问题都是要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在通过语言来打交道的日常行为中，为何知道如何去做。当然，他是被训练成这样的。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相信逻辑的清晰性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一旦你明白了事物的逻辑结构，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而这也就正是解答”[6]。他早期思想到后期哲学的转变的一个巨大的特征就是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重大的难题。他超越了早期的想法，逐渐认为并没有较小的、局部的确定难题。你永远不会知道有些探究将在什么时候揭开或者产生出一个令人头疼的哲学问题。它可能是对它自身用途的限度的一个隐喻——也就是说，我们习惯于用计算机语言的方式来讨论人类的思维。它也可能是一个模糊界定的概念边界，胎儿或者猩猩是否可以称为人。它也可能是一个环境问题，我们不知道是否可以说一个人的活动在某种环境中是自由的还是受限制的。我们可能一直交谈得很好，但却突然意识到我们并不清楚我们认为该受责备的行为指的是什么。反思性的生活充满了困境或者说潜在地存在困境，这些困境无法预料也无法阻止，尤其是——这就是《逻辑哲学论》中所谓的要放弃梦想的意思——无法终结。

　　但更糟糕的是，并不存在可以一劳永逸地把每件事情或者任何事情都变得清晰明白的解决方式。假设我们并不知道是否该说一个成年的猩猩是一个人。首先，我们不再假设存在某种特质——人性——这种特质猩猩要么缺乏要么具备。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某类奇怪的经验考察问题，通过这种经验考察我们可以用某种类似于找出它的发色或者体重的方式来弄清楚它的人性。相反，我们考察的是人的范例——具备完整理智的成年的人——我们注意到他们的能力和特征。我们注意到什么是其他人和其他处在边界上的种类——婴儿以及成年了但是还不具备各种能力的人——共同拥有的东西等等。我们对这些情况进行反思：我们对这种情况或者那种情况能够说些什么呢？现在我们转向猩猩。

　　对于一个成年的猩猩是否是一个人，并不存在能够保证让我们大家都认同的答案。“如果你指的是……，那么……，但是……如果你指的是……，那么……”，我们陷入了一个窘境。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花过多的时间来考虑这些窘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他内心深处，他依然很向往《逻辑哲学论》的那种清晰的解答，只不过他现在表达得很零碎，但他确信这种清晰性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在很小的范围内)。他依然想用清晰性来解决问题。第二，他把注意力都集中于他的新哲学实践的可理解性上，他要说明他的新哲学是如何使古老的问题消失的，所以他无暇顾及这样的问题：在你应用这种新方法的时候以及在这种新方式起作用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他相信打开这个结就足够了。作为他作品受益者的我们，所看到是在他打开结的地方仍然存在问题，在难题之后还存在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