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初期，当现象学在德国诞生时，美国哲学界盛行的是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德国的现象学达到了繁荣时期，而现象学也逐渐传播到了美国，并在美国扎根和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到现在，现象学（以及在现象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存在主义、诠释学）已经逐步被美国哲学界接受，并成为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之外的另一门显学。

　　现象学作为一门在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哲学，它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发展，既有思想上的原因，又有历史上的原因。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iece）在研究哲学以前，早年都曾致力于数学和逻辑的研究。皮尔士很早就阅读过胡塞尔的著作，对胡塞尔很赞赏。他有时也用Phenomenology（现象学）一词来指他所提出来的显现学（Phaneroscopy或Phenoscopy），而这个概念与胡塞尔《逻辑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中的思想有类似之处。［1］

　　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是现象学的奠基著作，而胡塞尔是将这本书题献给卡尔施通普夫（Carl Stumpf）的。施通普夫作为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虽然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是他却将现象学的方法引入了心理学的研究中，为传播和应用现象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施通普夫曾经与实用主义的另一位创始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会晤过，前者认为后者所写的《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 of Psychology）是最好的心理学著作，并将这本书推荐给了胡塞尔。詹姆斯的这本著作对早期胡塞尔现象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识结构与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中对意识流的描述以及胡塞尔的主体间性学说和詹姆斯的边缘说之间都有共通之处，而胡塞尔本人也承认自己的一些思想得益于詹姆斯。［2］因此，施皮格伯格（Herbert Spiegelberg）才认为，施通普夫和詹姆斯的会晤“乃是现象学前史中比较重要的事件之一”［3］，并影响了现象学运动的进程。

　　实用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杜威（John Dewey）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关注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rgger）的哲学，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认为自己的一些思想与海德格尔“人的境遇”、“操心”等思想有相似之处。［4］此外，杜威的思想还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思想有共同之处。杜威在早期的《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The Reflex Arc Concept in Psychology）一文中，也像梅洛－庞蒂早期对心理学的研究一样，认为有机体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的刺激，而是具有积极的主动性，有机体的反射弧具有一种格式塔的结构。［5］而杜威对传统认识论和经验论的改造使得杜威的彻底的经验（radical experience）概念与梅洛－庞蒂的知觉（perception）概念更接近了。后来的许多美国现象学家在理解和接受现象学的过程中，也更多地是以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为背景和基础的。

　　在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就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有一些美国人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跟随胡塞尔学习现象学，据统计，从1902年到1932年，胡塞尔曾先后接纳过九位美国学生，例如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钱德勒（Arthur Chandler）以及在美国现象学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法伯（Marvin Farber）、凯恩斯（Dorion Cairns）等人。［6］这些学者成了最早在美国传播现象学的人。随着1933年希特勒（Adolf Hitler）上台，一些欧洲现象学家流亡到了美国，其中包括许茨（Alfred Schutz）等人，这些人的到来无疑促进了现象学在美国的发展。1939年，这些现象学家在法伯等人的领导下建立了国际现象学协会，这是美国建立的第一个现象学学术组织，成员包括11位美国学者和6位从欧洲流亡美国的学者，其中有法伯、凯恩斯、许茨、施皮格伯格、芬克（Eugen Fink）、兰德格雷贝（Ludwig Landgrebe）等人。1940年他们又创办了《哲学与现象学研究》（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季刊，并于次年组织了现象学的研讨会。其后，这些学者开始在美国的一些边缘性的大学里讲授现象学。这些活动的开展标志着现象学开始在美国扎根，并构成了现象学在美国发展的最初阶段。

　　但是在当时的美国哲学界虽然有多元化的倾向，但是占主导的哲学仍然是实用主义、分析哲学、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而胡塞尔的超越论的现象学也妨碍了现象学在美国的传播，因此在这一时期，现象学并没有在美国完全建制，也未取得主导地位。从四十年代末期开始，有关现象学的各种活动逐渐消沉下去。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然有一些美国学生到欧洲学习现象学，并获得相应的学位。但是有更多的人是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现象学，写作有关现象学的论文。其中的一些人还曾到比利时卢汶的“胡塞尔档案馆”查阅胡塞尔的手稿，研读现象学，其中包括埃迪（James Edie）、巴雷特（William Barrett）等人。这些人在五十年代后期将现象学继续引入美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在美国现象学运动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是怀尔德（John Wild）。他在这一时期吸收了胡塞尔后期的“生活世界”理论和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从而推进了存在主义现象学在美国的发展。怀尔德将他所在的西北大学建立成了传播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的基地，组织了各种会议，讨论了各种问题，编辑出版了著名的“西北大学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丛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tudies in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 Philosophy），翻译了有关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各种著作，出版了一些研究性的著作。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力地促进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在美国的传播。

　　在随后的一段时期中，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使得学者和学生充满了对传统的叛逆情绪，开始对欧洲的存在主义思想发生了兴趣。他们通过阅读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aard）、萨特（Jean-Pall Sartre）、蒂里希（Paul Tillich）等人的存在主义著作和文学作品，“发现”了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并最终追溯到了现象学。这正像美国哲学家伊德（Don Ihde）所说的一样，很多美国现象学家在大学时接受的是分析哲学的训练，研读的是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等人的著作，他们对欧洲哲学著作只能在业余时间、甚至是在“地下”阅读。［7］分析哲学的口号就是哲学就要像数学和逻辑一样的严格、精确，认为其他哲学家不通数学，接受更多的是文学和历史方面的训练，因此分析哲学就有意排斥其他哲学流派的存在。但是这些分析哲学家恰恰忘记了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也是从研究数学的基础走向现象学的，而且胡塞尔也想将现象学作为像数学一样“严格的科学”来研究。由此就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分析哲学的偏见之深。另外，分析哲学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伊德认为，分析哲学就像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常规科学一样，主题单一，总是在探讨一些相同的问题，没有新的领域。[8]因此，一些美国学者和学生最初接近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一个动机也是为了反叛分析哲学。

　　美国在这一段时期接受现象学的过程可以说是从存在主义转向了现象学。不同于以前的是，这一时期美国现象学家所接受的是胡塞尔后期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和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因为他们认为，这时的现象学已经脱离了早期现象学的超越论和基础主义，成了一种“经验现象学”。美国现象学家所接受的正是这种非基础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现象学，而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将现象学实用主义化和通俗化的过程。这就使得现象学从伯林（Sir Isaiah Berlin）所说的“喜马拉雅式”的学问变成了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哲学，现象学的影响得以超出了哲学界，由此也就造成了现象学从六十年代开始在美国的繁荣昌盛，其标志就是1964年成立的美国“现象学和存在哲学协会”（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 Philosophy，SPEP），这就开始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在美国的建制历程。到了七十年代，美国的许多重要的大学都建立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研究中心，即使是一些分析哲学圈中的人也开始对现象学发生了兴趣。

　　伊德认为，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最初接近现象学的动机却发生了改变。这首先是因为分析哲学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敌视，使得现象学只能在其他的领域中寻求认同，这就促进了现象学和其他学科的融合，将现象学扩展到了新的领域。这起初看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但却恰恰体现了一种现象学的精神。因为我们知道，现象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在现象学本身中就有着思想的渊源。胡塞尔曾经说过，“纯粹现象学展示了一个中立性研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着各门科学的根。”[9]因此，现象学“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10］这种方法就是将所有源于自然科学的理论悬搁（epoche），以便描述直接进入意识的东西，是一种建立在当下直观和本质认识基础上的中立性的、严格的哲学方法。

　　另一方面，正如施皮格伯格所说的，“尽管这许多各式各样的活动似乎使美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决定性的问题依然是，其中有多少能够证明是对于现象学的独创性的具体的研究而不是第二手的报道和介绍。”［11］对现象学的基本著作的翻译和引进是必须的，但是如果研究现象学仅仅停留在对文本的阐释上，必然会违背现象学的精神和方法。伊德认为，对思想巨人的模仿经常失败，成了对他人思想的纯粹的技术操作。现象学研究纲领的范式应该是探索新的领域，创造新的视角，使类似格式塔式的转换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要像海德格尔、库恩或福柯（Michel Foucault）转化了我们经验事物的方式一样，重新用另一种视角来解释以前的传统领域，而这些正是美国现象学家所做的。他们尽管是在研究现象学，但却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12］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德雷福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应用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观点，从现象学的角度对人工智能提出了批判，影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从而使他的声望超出了哲学界，使圈外人也明白了什么是现象学。

　　在这一时期的欧洲，以胡塞尔的基础主义和超越论为代表的“经典”现象学已经衰落，出现了伊德所说的“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的阶段。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欧洲与诠释学有关的后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利科（Paul Ricoeur）等人的思想，法国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福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的思想，批判传统中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阿佩尔（Karl-Otto Apel）等人的思想，都是在现象学的基础上，通过以自身的方式批判现象学而形成的思潮。随着这些思想传入美国，激发了美国哲学界对欧洲哲学的兴趣，形成了美国现象学更加多元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