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教育的不平等
　　弱势群体主要由贫困农民、下岗失业以及进城务工民工组成。他们的子女常因交不起课本费、学杂费而辍学。城市里的学校要收取跨区费、营养费以及各种各样的费用。这些都决定了弱势群体的子女不可能与城市里的学生站在平等的起跑线上。除此之外，正常儿童与特殊儿童教育上也不平等，正常儿童基本上普及了义务教育，而特殊儿童很多不能上学，即使有的能够上学，也往往受到一些人的歧视，这些不完善的地方都需要我们在宪法和法律上明文规定。

　　三、我国受教育平等权的完善

　　（一）国际公约以及国际性文件中的规定应在我国立法中体现
　　德沃金指出：“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没有这种美德的政府，只能是专制的政府，所以，当一国的财富分配像甚至非常繁荣的国家目前的财富状况那样极为不平等时，它的平等关切就是值得怀疑的。”之所以把平等关切视为一个国家政府的美德，是因为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实现的义务主体是国家政府。1966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肯定人人受教育权的同时，其第13条规定了政府有能力承担的保障受教育权的法律责任。政府对公民的义务教育承担绝对法律责任，是受教育权的核心内容，而义务教育之外的其他教育形式，政府只是有条件地承担相关的法律义务。但是，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和完善，出现了许多弱势群体以及一些残疾人，我们也应该在立法中进行规定，使他们能够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我们的政府不仅仅是要关注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平等问题，还要关注义务教育阶段之外的教育收费问题。
　　（二）教育平等权需通过宪法诉讼与宪法救济加以实现
　　有人从受教育权的属性上分析受教育平等权的宪法诉讼和宪法救济。他们认为受教育权作为宪法基本权利，在自由权的层面及形式平等方面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可以作为审判规范进入诉讼程序，其理由在于自由权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具有可诉性。一国所有公民，至少是同一地区所有公民，在受教育权的享有和行使方面应保证形式上的平等，它是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对受教育权的必然要求。考察美国实践中的表现，美国法院就经常利用其《宪法》第14条的平等保护条款，审判种族歧视等各种侵犯受教育平等权的教育纠纷案件。如果作为社会权，则不具有可诉性，其理由在于它是作为一种方针条款而存在的，具有太强的政策性。但是笔者认为任何问题都不能太绝对化，应该辩证地看待。宪法也是法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要求在宪法上更应该体现。受教育平等权问题是一个宪法问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借助宪法诉讼与宪法救济来实现。我国现行《宪法》没有任何一个条款明示或者暗示它不得进入诉讼，相反在我国宪法序言中以及《宪法》第5条等都规定了宪法是可以进入诉讼的。比如“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必须”一词就表示着如果侵犯了宪法的基本权利就需要追究其责任，受教育平等权就包含在其中。古老的法彦“有权利必有救济”则告诉我们“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所以，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等一些判例法国家的经验，把权力诉讼与救济纳入到宪法上来，从根本上废除各种形式的非平等保护的措施、政策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从宪法权利与宪法救济的角度来实现受教育不平等的问题。
　　（三）国家需要修正分配平等的理论与政策
　　从本质上来说，平等问题是一个分配的问题，它不会自动发生在自由和公正上，我们前面的所述都渗透着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平等保护只能依靠政府与政府的资源平等分配才可能实现。如果国家政府对城市中小学分配了太多的教育资源，而对农村的中小学分配很少的教育资源，
　　那么不平等的问题将会永远得不到改变。德沃金指出：“分配平等主要是两种，第一种平等是福利平等，其要求是在人们中间分配或者转移资源，直到再也无法使他们在福利方面更平等，如此就做到平等待人；第二种平等是资源平等。宪法规定的权利其实就是一种资源，即权利资源，在资源分配上必须体现平等，这种权利平等就体现于资源分配平等上，它要求国家在分配平等政策上做到福利平等与资源平等。”因此，国家需要修正对农民工的分配平等政策，一视同仁地关怀与保护受教育者的权利。

　　四、结语

　　受教育平等权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永恒的追求，它既是国际公约和国际性文件确认和保障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也是宪法中规定的宪法权利。因此，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对待这项权利。作为我们的一种权利，我们将不会放弃；作为一种美德和义务，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借鉴国际公约和国际性文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我们受教育的平等权在立法和一些具体的法律上进行明确规定，也许这样，受教育不平等在宪法上才能得到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