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体育社会学的早期研究以及社会改革

　　在北美，早在19世纪晚期就有人从社会的角度观察游戏、比赛与竞技运动。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类似的研究都是偶发和分散的。学者们描述比赛规则与比赛设备；研究社会中扩大比赛影响的途径；观察游戏与比赛如何在儿童认识社会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游戏和比赛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调剂作用。这些研究包括对游戏、比赛和竞技运动本质的研究；对北美以及世界上不同群体的人类学角度的研究；以及一些零星的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对欧洲及北美等主流社会中的游戏、比赛和竞技运动的研究。

　　在美国，凡伯朗最早在《有闲阶级论》中对竞技运动展开社会批判。他指责美国上层阶级把竞技运动作为展示其财富的工具，借此向人们炫耀其不必工作就可以轻松享受休闲生活的阶级优越感。他还认为，竞技运动分散了富人对慈善活动的注意力。

　　19世纪晚期，美国正在进行社会改良运动。当时工业革命正在进行，移民者大量涌人。移民者一般居住在市区拥挤的棚户区中，他们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如贫穷、健康状况不好、犯罪、儿童没有可以安全地玩游戏的场所、缺乏对成人及家庭的社会保障系统。出于各种原因，当时的体育教育者和社会学家都倾向于社会改革。在体育教育者和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下，美国建起了许多城市运动场和公园，为孩子们提供进行户外活动所需要的设施和场所。这两个领域的专家们纷纷撰文呼吁要建立更多的运动场和公园以提高人们身体活动水平，在这个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中，要引导人们的进行休闲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三、二战以来体育社会学学科的建立

　　二战后，竞技运动越来越多地在社会生活中出现。这种社会现象的大量涌现吸引了许多社会学家、体育教育家和记者对体育社会现象的关注。当时有些人对竞技运动的分析已经超出了日常生活经验的范围。1964年，一批欧洲学者提议建立体育社会学的国际组织——体育社会学委员会(后更名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从此，体育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得到承认。该学会是国际竞技运动与体育委员会的下属组织之一，不久又被国际社会学学会吸纳为组织成员。1966年，该学会创建了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第一本学术期刊——《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结构不稳定，变动很大。人民抗议越南战争；学生要求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反对压迫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抗议时有发生；还有工人发动的各种运动以及农业工人要求统一化的运动也正在进行。追求变化的浪潮波及到了竞技体育。人们对竞技运动的组织结构和竞技运动所产生的效果提出质疑。运动员、教练员、体育记者以及一些社会活跃分子和社会批判者纷纷要求对竞技体育进行改革。凯尼恩和洛伊倡导体育社会学家采用结构功能主义范式进行研究。结构功能主义强调寻找方法以维持社会稳定，融合，避免冲突、变化和混乱的发生。科柯利在1987年指出：1969到1978年间有超过两打的书对少年队到职业队等不同级别的竞技运动进行长篇论述。到了20世纪60年代晚期，有些社会学家对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发出挑战，他们期望更多地从社会斗争、混乱和变化的角度来研究社会。

　　四、社会理论充实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范式

　　受凯尼恩和洛伊以及社会学理论变化的影响，在60年代到70年代间出现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有：一方面，一些学者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采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他们不研究社会变化和混乱，而是关注在当今体育设置中“是什么”的问题。他们的研究并不完全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范式，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是将研究局限在“社会化、社会组织、冲突与暴力”方面。另一方面，另一些研究者对时下流行的竞技体育给社会带来益处的观点提出质疑，更多关注社会问题。他们的研究主要受到马克思批判主义理论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经济地位是不平等的。另外，有一些学者利用女性主义理论范式研究竞技运动中的男女平等问题。

　　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人数继续增加，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从理论方面讲，受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批判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较大。但后来，研究者倾向于“批判的文化学研究”。研究者关注处于主导地位和非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如何通过社会互动和斗争来形成或修正竞技运动实践。在这种文化学研究模式下，人们在形成和修正他们的社会生活方面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他们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然而，有些人在形成和改变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比如，那些在企业、媒体和政治中的掌权者，还有那些在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性别方面占据优势的人。研究者的目的是想了解这种形成和改变社会实践的过程并揭示其中涉及的权力关系。这种研究的重点问题在于：谁定义了竞技运动?谁在参加竞技运动，以什么样的方式参加的?过程如何?谁的竞技运动更关键，结果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