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魏晋南北朝散体文的发展是我国古典散文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文章从文学的角度，拟对魏晋南北朝散体文的发展和变迁脉络作一点梳理。

　　[论文关键词]散体文；魏晋南北朝；发展脉络

　　东汉以来，散文向着骈俪化的方向发展，大量的辞赋之外，南朝时更出现了形式和技巧的讲究发展到极致的骈文。另一方面，在历史、地理和文学批评等学术著作以及一些政论、书信中，散体文的发展既上承先秦、两汉经世致用的传统观念，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政治黑暗，两汉的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已不复存在，文人思想束缚减少，精神获得自由；又由于战乱，性命朝不保夕，他们期望建功立业、赢得人生的不朽的抱负，也多被浓重的生死主题所覆盖；于是文人从重视外在的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目光更深刻地投向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个人的精神世界，创作开始有了自己的个性；同时，形式和技巧方面的高度成熟，也给他们的体物、议论和抒情带来一定的优势。

　　一、建安散文

　　曹操雄才大略，所写的诗歌亦慷慨激昂，散文倒是自然平易得多，写身边事，说心里话，语真情切。曹操文章的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临终前写下的《遗令》，琐琐碎碎交代的都是一些小事：婢妾和歌舞艺人安置在铜雀台，剩下的熏香分配给诸位夫人，婢妾往后的日子可以靠学织丝带和做鞋子卖打发等。全无当时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对身后重大事情的交代以及要求葬于何处等官样文章的架子，不受诏令之体的束缚，有的只是对人和事的深情眷恋。其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直抒胸臆，从他起初只想做一个好郡守、博取功名，后逢乱世、又想隐居讲到当丞相、“意望已过矣”，毫不隐瞒一生心事。曹操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清峻”，即简约严明，这跟他“尚刑名”的政治措施有关。他留下来的大量令、表、书等文章，只注重实用功利，不求靡丽。文章虽短，但率性任情、豪爽坦荡、风骨凛然，极具曹操本人的个性。
　　曹丕也比较擅长散文，他继承了其父曹操“尚实”、“通脱”的文风。他与友人、臣下的一些书信，互相馈赠物品，讨论细事琐物，甚至开玩笑，体现的都是文人日常化的生活内容和不拘俗礼的生活态度。建安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叙述友情的同时，很到位地评价了“七子”的风格特征，书信中融入了相对成熟的文学批评。《典论·论文》无论是对当时文人的批评或对文学观点的表述，都简明中肯，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水平。建安时代又是人的觉醒时代，曹丕写给好友吴质的几封书信，追昔念旧、感时抒怀、悼亡伤逝，细腻地表达了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与其父不同的是，他的语言清新绮丽，骈偶特色相当明显，开启了南朝骈文之端。
　　曹植一直受到其父曹操那种军事家的胆识和慷慨激昂的气魄的影响，从小立志报国，可惜事与愿违。他的表文记载了他一生理想的追求与幻灭，贯注了他毕生的才华和心智，承载着他浓郁而深厚的情感内涵。《求自试表》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抱负以及受压抑的苦闷。全文或陈述事理，或征引故实，或剖白心迹，或抒发激情，慷慨之中有深深的悲哀。他的悲哀是时代环境变迁在他身上烙下的印记。《与杨德祖书》是曹植写给好友杨修的信，深刻阐发了他对辞赋的看法，语句流畅，文采缤纷，多有精彩的对偶句。如：“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与割断”。曹植散文显示了与其诗、赋一以贯之的辞采华茂的艺术特色，好用典故，喜用排偶，对骈体文的发展也有不小的影响。
　　建安散文家除了曹氏三父子外，还有孔融和陈琳值得一提。孔融为文通脱，逞性任气，无所顾忌，极其自我，为人、为文都反映出那个时代特有的人文精神。如他在《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中针对曹操“表制酒禁”一事，肆无忌惮予以抨击。陈琳的檄文最有声势，很好地体现了建安时代所倡导的“文以气盛”的特点，如他的《为袁绍檄豫州》。

　　二、正始散文

　　正始时期，政治时局险恶动荡，文人为避祸而远离仕途、谈玄论道。何宴的《无名论》、《无为论》，阮籍的《达庄论》、《乐论》、《通易论》，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均是谈论玄学论题之作，其中不乏精辟之语。但文学价值更高的，却是另外一些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的作品。其中的代表作，就是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和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揭露礼教的虚伪，表现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
　　阮籍行文不拘一格，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评他“使气以命诗”。《大人先生传》塑造了一个超尘脱俗、融合阮籍审美理想的大人先生，对当时虚伪的礼法之士、礼法制度，予以激烈斥责和无情讽刺。这种理想与当时“贵无轻有”、“重虚轻实”、向往玄远、渴慕自然的时代风尚有深层的一致性。嵇康很有自己的思想，刘勰说他“师心以遣论”。《与山巨源绝交书》径遂直陈司马氏假名教下的真面目，言辞犀利，“非汤武而薄周孔”；借与山涛绝交，强烈表达他对司马氏集团的决绝态度，“刚肠嫉恶”。阮籍和嵇康的文章都充满了对封建礼教的反叛精神，闪烁出追求独立个性的思想光芒，这正是魏晋文学最显著的特色。

　　三、两晋散文

　　西晋时期，现实的残酷唤醒了人的生命意识，哀祭文作为与生命、死亡相连结的文体，很好地成为了个人生命情感表达的理想载体。其中的佼佼者，要数潘岳和陆机。潘岳擅长以场景的铺排渲染缠绵悱恻的哀情，并且入己于文，抒发自我情感。《哀永逝文》是他善以深情为文的代表，尤其是对妻子的真挚感情。陆机的《吊魏武帝文》感慨曹操一代雄杰，却对死亡的到来无可奈何，借古伤今，引发对人生价值的思考。
　　所揭示的平时的“雄心”、“壮图”与临死前的“弱情”、 “哀志”相矛盾的悲剧，成为后来许多吊古之作的基调。陆机是西晋著名作家，诗、文、赋、论均有出色成就。哀祭文之外，《辩亡论》是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史论，陆机的文章句式整齐而且押韵。
　　东晋偏安江左，文人流连于山水之间，在山水中悟道并乐在其中，文章趋于平淡，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最杰出的散文家是王羲之和陶渊明。王羲之归隐后，追求从容闲适的生活，《兰亭集序》写的尽是文人间的风雅趣事，笔势秀逸。陶渊明以隐士著称，文章自然淡泊而内涵丰富，《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为历代传诵的名篇。
　　自建安到两晋，散文沿着注重文学特性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形式和技巧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为南朝骈文的成熟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