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梁启超在继承前人和广泛借鉴同时代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西学知识，运用当时先进的西学学术手段对墨家逻辑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近代墨家逻辑研究开辟了新的范式，并对近代以来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影响深远。本文探讨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历史背景，历史地分析其墨家逻辑研究前后不同时期的研究动机，揭示其墨家逻辑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论文关键词】梁启超；墨家逻辑；历史背景；研究动机
　　
　　清中后期墨学复活以后，随着墨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墨家丰富的逻辑思想逐渐被人们挖掘整理出来。梁启超继承并超越前人，首次系统地运用近代西方逻辑及印度因明等新学来研究墨家逻辑思想，揭开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的新模式。

　　一、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历史背景

　　梁启超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给其墨家逻辑研究提高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
　　（一）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历史前提
　　明末清初起，以徐光启、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和李之澡、傅汎际翻译《名理探》为标志，西方逻辑开始逐步传入中国，“古希腊的欧几里德几何学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被介绍到我国，一种全新的演绎思想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发展和思维习惯的差异，这一时期的西方逻辑并未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对中国文化所能产生的实际影响也是很有限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兴起，逻辑学作为西学之一再次传播到中国。在新的政治、经济历史条件下，包括逻辑在内的西方学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且深刻的影响。
　　同时，训诂学的兴起使先秦诸子学复活起来，学界名儒特别注意校勘之学，古籍中的许多错误或遗漏之处得以校正，古代思想家的一些著作得到了历史的考证和科学的整理。长期被忽视的荀、墨、名诸家的作品也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做为显学之一的墨家，素称难读的《墨经》也基本上能够被读通了。例如毕沅集他人研究成果，写成《墨子注》；晚清的俞樾、王闿运、苏时学等对墨学多有研究，分别著有《墨子平议》、《谈墨子杂志》、《墨子刊误》等书；孙诒让则集乾嘉以来各家《墨子》校注之大成，于1893年出版了《墨子间诂》一书，其书考据精当，校勘、训诂俱佳，嘉惠后人颇多。梁启超评价说，“仲容（即孙诒让）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盖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出。”这些业已存在学术成就为后来治墨学者充分挖掘该书的逻辑内容提供了可靠的文本资源。
　　梁启超之前，开展《墨经》与西方逻辑的具体比较，已有陈兰甫、邹特夫之先行工作可资借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曾经有所论及，书中指出：“邹特夫（伯奇）则言《墨子》中有算学，有光学，有重学，已告陈兰甫，而著其说于所著《学计一得》中。”
　　另外，同时代严复、章太炎、胡适和章士钊等的逻辑论著也为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提供可资借鉴之处。有了清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作基础，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才有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后来学者对中国古代丰富逻辑思想的进一步挖掘、整理和发扬。这些都是梁启超把墨家逻辑思想与西方逻辑及印度因明作比较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二）梁启超研究墨家逻辑的自身条件
　　梁启超的墨家逻辑研究首先得益于自身深厚的国学功底。梁启超的传统文化功底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在考中秀才前，梁启超主要接受家庭教育为主，他随其祖父、父母的言教去钻研八股文。另一途径是在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入当时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及后来师从康有为。在学海堂读书期间，他跟随老师的指挥棒去钻研段玉裁、王引之的训诂学，去学习考释、辑佚、辨伪，也同时进行词章学、文字学的基本训练，并转向汉学。后来梁启超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时余以少年科第，且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
　　其次，梁启超有机会接触到时代新学。万木草堂四年的学习使梁启超眼界大开，他接触到当时翻译过来的一些西方历史、法律、地理、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电学、机械学等图书，对西方有了初步的了解。四年的学习里，他第一次看到中国之外的世界。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康有为在北京设立强学会，此期间，梁启超大量接触到西学，在《三十自述》中他说：“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览之”。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受到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经常提到他所读书籍的一些作者如：福泽渝吉、加藤弘子、德富苏峰，中村正值等，梁启超也通过日文的转译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在后来的《墨子之论理学》（附言）中，他说，“logic之源语前明李之藻译为名理，近侯官严氏译为名学，此实用九流“名家”之旧名，惟于原语意似有所未尽，今从东译通行语，作论理学。其本学中之术语，则东译严译择善而从，而采东译为多。吾中国将来之学界必与日本学界有密切之关系，故今毋宁多采之，免使与方来之译者生参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