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从理学格物穷理的角度出发，将“格物”解释为“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将“致知”解释为“致，推极也”、“知，犹识也”，也就是说，“致知”是对所有知识掌握到一种无所不知的状态，是穷尽事物之学的境界。心学则认为“格物”“致知”中的“物”是一切有形有象的事物，甚至包括内在的心理现象，引用孔子的定义，即“形而下”之物，就是“器”的境界。儒家一直将“器”的境界，也就是工具性境界看作是对德行最低层次的要求标准，这从孔子极富深意的评价“君子不器”中就可看出。
　　“器”与“道”，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两个概念，两者一同使用作为相对概念，出自《周易·系辞上·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既超然于外在形体，又存乎于外在形体的非物质的内在抽象的本质、规律、原则、道理、理性、人文、精神、理念以及本体等，相当于西方概念之中的“质料”或“共性”；“器”即形体外在具体表现出来的事实、现象、器物、工具、科技、行为、实践、物质及功用等，相当于西方哲学概念之中的“形式”或“具体”。《大学》实际上也将人的发展划分为“器”与“道”两个层面——八条目之中前两个条目，即“格物”、“致知”，实际上就是对为学之人在研究具体知识、器物层面与工具层面上的要求。后六个条目，“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将求知与为学上升到“道”的层面，“道”即精神的成长、道德修养的提高，这既是为学的终极目的，也是知识获得与储备的基础。
　　近代受分析哲学和功利主义思潮的冲击，科技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学乃至整个社会的主导思维及价值取向，人们片面强调高等教育所能带给人的技术工具性、实用功利性，而大学形而上之“道”，即大学所蕴含的精神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表现在人才培养上，一定程度地存在忽视学生的精神涵育与陶冶等现象，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如果说“格物致知”是一种知识的储备，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同属于内明之修的环节“诚意”、“正心”则属于对为学者道德修养的要求，是对为学之人个人修养的期望。
　　“诚意”是心学十分重要的概念，王阳明在《古本大学旁释》中指出“惟以诚意为主”，认为“不仅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功也”，“正心也是诚意功夫，……修齐治平只诚意尽矣”。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将“诚意”解释为：“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朱熹将“诚意正心”用“不自欺”来概括，用意极深。“不自欺”与后文“君子必慎其独也”互应。“慎独”涵义颇多，不仅指君子在独处之时也应与在人前一样，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行，而且指在他人无法获知的内心世界依然保持道德操守，保持心理与行为在道德层面上的一致性。因为“德者，性乎端也”，所以只有真正做到“慎独”与“不自欺”，不断加强自我品德修养，才能明心见性，心正意诚。
　　“诚意正心”所弘扬的是一个发现自我价值并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已经强调人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促进精神与道德的持续成长的重要意义。《大学》论述弘扬至善至美道德的重要性，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在我国高等教育自创立时期起就十分重视弘扬道德与倡导精神成长对个人发展的非凡意义。
　　“诚意正心”在发挥大学精神及其对大学生精神成长的促进作用时显得极为重要。近年来，学术抄袭事件屡见不鲜，校园暴力、校园枪击案件时有发生，人们在惊悚之余不禁要问：我们的大学生怎么了?更进一步来讲，我们应该透过这些事件的表象去拷问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我们的大学生怎么了”，而要上升到“我们的大学精神怎么了”。
　　如果现代大学能借鉴“诚意正心”的思想方法关注大学生精神成长和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将“慎独”这一看似古老的修身标准赋予现代涵义，并以此不断促进大学生精神的成长，使大学生在不断积累知识的过程中实现道德修养上的进步，用符合现代标准的道德观念来灌溉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或许某些令人扼腕的悲剧就不会重演。
　　在完成知识储备与自身道德修养之后，《大学》论述了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实现的标准，认为学者通过“格物”“致知”储备了应有的知识技能，通过“诚意”“正心”端正了为学态度，实现了精神成长之后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朱熹指出：“‘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在《大学》开篇就已指出“大学之道”之本——“修身”，这是儒学十分重要的概念。孔子曾明确论述过修身的重要性——“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以此突出修身对于个人成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最为难能可贵的是，
　　《大学》在论述“三纲领”、“八条目”的同时，亦十分重视学者创新精神、创新品质的培养，强调日新又新的人才发展和教育培养理念，“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创新精神不仅是个人成长发展中应该秉承的优良品质，更应该作为当今大学精神的核心，根植于现代大学的沃土之中。
　　《大学》强调通过“格物致知”来实现治学者知识技能的养成，实现智慧的涵育；通过“诚意正心”端正为学者的治学态度，促进为学者自身修养的提高；用“修齐治平”来激励学者不断人世利人，实现社会价值，并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崇高理想；通过“日新又日新”的精神推动思想创新和社会变革。这一治学路径强调智德并进，以智养德，以德促智。强调继承和创新的相互依存，这既符合为学者实现自我价值的诉求，又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作为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充分结合起来。
　　《大学》作为千百年来中国为学之人学习儒学思想的总纲，不断激励着中国学人将“修身”作为文化习惯，将“治家”作为政治实践方式，以“治国平天下”的兴邦大业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