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用价值

　　理论宣传与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常规手段，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准确度和严肃性提供了保障。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与灌输的准确度提供了保障。曾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是一本一本的，毛泽东思想是一篇一篇的，邓小平理论是一段一段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句一句的”，这从社会心理的层面折射出社会上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认知偏差。其实，科学理论的个性是由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形成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的表述形式，与民族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的特点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重直觉思维的传统下，中国的许多思想家历来讲究朴实、悟性、言简意赅、“大音希声”。也正因如此，使得繁星般的名句流传至今，不少带有深刻哲理的格言，为普通百姓喜闻乐见、易懂易记、深人人心。即使到了近现代使用白话文以后，仍然保留着“大音希声”的风格。当然，中国民众文化水平较低，这也促成了理论家们都著述与宣传大都具有简单明了、务实管用、易知易行等特点。例如，近代经世致用改革派龚自珍的《明良论》，太平天国洪秀全的《救世歌》，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都算不得大部头，但都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在数量和规模上也远不及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然而，正是毛泽东的理论著作指导人们创造了一个新中国。可见，我们不应仅从文本的形式上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而应以理论创新的精神实质角度理解与体会。当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肩负起引导普通群众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重任，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否则，我们将很难保证普通群众能准确领会文本的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如有人从《邓小平文选》中“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人手，认为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实际上是断章取义，忽视了邓小平理论的求实性与务实性，开放性与创造性。对此，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保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与灌输的严肃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理论文本创作与诠释相统一的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文本一经面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就要对此进行诠释，以导引公众的认识。这里的诠释，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坚持文本的基本要义和精神实质的前提下所作的学理性解读，而非个人的随意饵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诠释是对该成果的解读和应用，不仅影响到该成果自身的社会价值，也会影响到阅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认知和信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要掌握群众，就必须有说服力，理论要彻底才能有说服力”。文本研究要涉及文本的形成条件与过程、表述方式与成文风格、版本类型、创制主体、原始著作与演绎作品的动态关系、文本传播途径与模式等，还要研究该文本所含思想理论释放效力、发挥影响的外部机制与程序，教科书形式文本的制作与传播等，也还要在更为宏大的视野里做外向的比较研究。可见，这是一项科学的工作，保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与灌输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