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文革”;山东;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文革”初期山东的文化批判分为两个阶段。1965年l1月《大众日报》转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1966年4月为学术批判阶段。1966年4月到6月为政治批判阶段。第一阶段的批判严格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具有明显的学术讨论的特征。第二阶段由学术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由学术界、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社会.并开始对本省人物进行点名批判。山东省级领导人对“文革”的态度与自身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对整个“文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持续十年之久的运动之所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场运动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围绕着对批判(海瑞罢官》的不同认识,中共高层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十年“文革”的进程、走向和结局。从总体上看,“文革”初期的文化批判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65年11月《大众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到1966年4月为学术批判阶段。1966年4月到1966年6月为政治批判阶段。本文拟以山东省“文革”初期的文化领域的批判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地方领导人对“文革”的看法、态度和应对之策,探求这一时期的文化领域的批判是如何对“文革”全局产生影响的。
一、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
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行为和结局等多方面全面审视,它不仅仅是一场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大革命”,而是一次试图改变除经济领域以外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变革。“文革”的发动者和支持者都曾声称“文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世界,塑造一批新人。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中共高层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等力图把这一批判控制在学术争论的范围内。而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意在清洗党内意见分歧者的毛泽东则努力借文化批判引发政治批判。这种分歧在1966年2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的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和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两个中央文件的尖锐对立中表现出来。
1965年11月24日,《大众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山东省在对《海瑞罢官》的最初批判,按照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文章时,根据周恩来、彭真意见写成并修改的把批评控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的编者按的精神开展。当时,华东局的观点也基本与《人民日报》编者按的观点一致,要求各省把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控制在学术批判范围内。华东局宣传部制定的有关《海瑞罢官》讨论计划确定了三个讨论要点:用什么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清官”论问题;道德继承问题。并再三强调要让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要使“讨论正常化”。12月10日,山东省委宣传部召集社会科学界,主要是文史界和高校负责人开会,对讨论进行部署。提出学术讨论“范围限于对《海瑞罢官》文章本身的批判,不要联系本省的”,“坚持说理,以理服人”,“不要用质问口号”,“不要搞工农兵批判”,“不搞人海战术”。
1965年底至1966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严格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参与争论的人员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文科各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当时山东省羚有16所高等学校,设有文科系的主要有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和曲阜师范学院。高等院校文科系的讨论方式主要是举办讨论会、组织师生写文章等。1965年12月21日,《大众日报》以《海瑞罢官到底宣传了什么—本省高等院校文科师生展开热烈讨论》为题目,详细报道了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文史各系师生开展讨论的情况。1966年1月底,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邀集省文、史、哲各界专家、学者,就《海瑞罢官》讨论所引起的有关“清官”、历史人物评价以及道德继承等问题,举行了历时五天的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的文科教师以及有关理论工作者共70余人。
第二、讨论和争论的问题主要是《海瑞罢官》所涉及到的学术问题,与现实政治几乎不进行联系。山东大学的讨论主要围绕《海瑞罢官》,就海瑞的历史地位、历史剧创作以及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问题展开讨论。讨论的内容有:《海瑞罢官》主要宣传了什么、怎样看待“清官”问题、如何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海瑞罢官》是否宣扬了阶级调和问题等等。山东师范学院讨论的内容主要有: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清官问题、关于怎样评价历史人物、《海瑞罢官》宣扬了些什么等。曲阜师范学院讨论的内容主要有:《海瑞罢官》到底宣扬了什么、“清官”与“贪官”的区别及其历史作用、海瑞在历史上的作用、如何研究历史和写历史剧等等。从他们讨论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对《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的评价,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以及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
第三、学术争论比较激烈,涉及到当时文学、历史学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各种观点均可以发表,没有出现后来的观点一边倒现象,具有明显的学术讨论的特征。如关于怎样评价历史人物以及对海瑞该不该肯定的争论就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不同观点。有的认为:肯定或否定一个历史人物,要看其站在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哪个方面来决定,就是说,看哪个阶级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个人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因此都应否定。“清官”比“贪官”更反动。有的认为:在某个朝代开始时,封建统治阶级慑于前朝的动乱和崩溃,被迫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的让步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可以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但当某一朝代末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揭竿而起,冲击封建王朝的时候,再实行改良主义措施,就失掉了任何进步意义而成反动的了。不同意上述意见的认为,对海瑞应当适当肯定。如海瑞在统治阶级内部比较说,应是被肯定的人物;但对人民就应说是反动的该否定的人物。海瑞退田、除霸、兴修水利,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有一定好处,确实有利于人民,因此,不应全盘否定,而应当适当肯定。再如对《海瑞罢官》的主题和现实意义等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不同认识。有人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抹煞了阶级矛盾,宣扬了阶级调和论,是一出道道地地充满封建毒素的坏戏。另外有的认为,不能把《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和“平冤狱”与现实的“单干风”和“翻案风”联系起来。认为这样联系有点牵强附会,没有说服力。有的说资产阶级进攻,反对的是社会主义,而海瑞反对的是贪官污吏,怎么能相类比呢?有的说分析作品的现实意义不能简单化。你为什么单去领会这是影射人民公社和“平反”呢?你不好去领会这是影射反对坏人坏事吗?这样不也有教育意义吗?
综观这一阶段山东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还基本上属于学术批判的范围,与1966年4月之后的政治批判有根本区别。一是山东的做法完全是按照《人民日报》编者按关于把《海瑞罢官》问题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的精神去做。尽管当时《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按照姚文元文章的口径说吴晗的历史剧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但对地方上进行的批判没有多少影响,这与1966年5月之后,地方的批判完全紧跟《解放军报》的口径不同。二是反映了当时把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把学术讨论与政治讨论混在一起的现象,说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左”的思想已开始占居主导地位。三是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左思潮已相当严重。四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学术界存在着反对极左思潮的思想和观点,有的明确提出不应该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曲阜师范学院的讨论中,有的人就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单从阶级观点出发,也得考虑历史条件”;清官、贪官不能“一锅煮”,清官对人民的态度好,当时所起的作用也好,应适当肯定等等。五是这一阶段的批判虽带有政治批判的成分,但没有涉及山东地方领导人和学者,反映了地方领导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之后,开始采取一种比较明智的政策。1966年4月17日,高教部党委召开的北京、天津十所高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会议认为“目前在批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从学术观点上批判的多,从政治观点上批判的少,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山东的情况也是基本如此。这也是引起毛泽东不满的原因。
二、由学术批判到政治批判的转变
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这篇社论的观点主要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内容,公开提出“建国后的十几年来,文艺界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它的发表标志着“文革”初期的公开的学术批判开始转为大规模的政治批判。从此,《解放军报》代替《人民日报》成为文化革命的风向标,也是军队介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后,批判的重点开始由吴晗转向邓拓和“三家村”。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山东省委采取了一些措施。1966年5月4日,山东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召开文科大学党委书记会议,就运动进一步如何搞法进行部署。5月16日、17日,山东省委连续召开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和省直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文化革命运动中的工作,开始由学术批判向政治批判转变。1966年5月16日,《大众日报》发表《彻底清除<燕山夜话>的反动流毒—评丁秀生的<历下漫话>》,标志着山东从学术批判转向政治批判过程的完成,山东省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学术批判向政治批判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