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转载一些政治批判文章的同时，发表本省理论工作者的政治批判文章。1966年4月13日，《大众日报》发表署名鲁理文的《驳“清官”论》的文章。文章开头就充满火药味，称:“‘清官’论，是吴晗同志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的一枝毒箭。他通过美化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清官’，来宣传阶级调和;通过颂扬海瑞的‘罢官’，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挽歌;通过宣扬‘平冤狱’和‘退田’，来鼓动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

      第二、对吴晗和“三家村”的批判由学术界、教育界和党  政机关开始扩展到整个社会。以前仅限于高等院校文科师  生、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的批判情况有所改变，更多的单位和各个阶层的人士参与，工农兵成为政治批判的主体。各高等学校、中等学校的历史、中文、政治理论等课程，一律改为学  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化革命的文章。山东大学截至5月16日，已写短文、评论等八千余篇。4月19日、24日、26日，《大众日报》连续发表《农民驳吴晗—历城县祝甸公社辛甸大队贫下中农社员讨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纪要》、《彻底粉碎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济南第一机床厂部分职工严正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彻底粉碎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严正驳斥吴晗的反动政治观点》等三篇文章，对工农兵参加批判的情况作了报道。青岛铸造机械厂的职工，四天的时间写出批判文章300多篇。“理论开始从课堂、研究室解放出来，少数知识分子垄断理论的局面被打破了，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据山东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1966年5月17日《关于我省文化革命情况的第二次简报》记载:“连日来，工厂、农村、连队、机关、学校纷纷集会，写文章，出墙报，贴大字报，声讨邓拓、吴晗的反党罪行。工农兵参加所谓李术批判是由学术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显著特征。

    第三、改变了以前确定的不涉及本省人物的做法，开始了对本省意识形态领域负责人和“学术权威”等有关人物的批判。山东省委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决定在省级选择三至四人进行批判。对政治批判的时机选择、重点批判人物的确定、批判的先后顺序、采取的方式以及如何在全省各级选择批判人物均作了周密考虑。在政治批判中，山东重点批判的人物有余修、李景春、丁秀生、刘知侠等。重点批判的作品有(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专栏、<孙安动本》等。在具体批判斗争中，决定先公开批丁秀生和《历下漫话》，再批余修，最后批《孙安动本》。因《孙安动本》与山东省委领导人关系密切，所以放在最后并对批判作了严格限制。

    《历下漫话》是《大众日报》副刊《丰收》在1962年7月创办的一个专栏，形式类似于《燕山夜话》。1966年5月16日，《大众日报》发表署名高向东的《彻底清除<燕山夜话>的反动流毒—评丁秀生的<历下漫话>》，按照既定部署，开始公开批判《历下漫话》。《历下漫话》被称作“是‘三家村’黑店伸出来的一个反革命触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历下漫话》的出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一样，都是过渡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它是在国内外阶级敌人向我们的党和国家猖狂进攻的时候，为了适应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力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服务的。”“总之，《历下漫话》和《燕山夜话》一样，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他的矛头完全是指向我们的党，指向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之后，对《历下漫话》的批判与对邓拓、“三家村”的批判同时进行。报纸上连篇累犊发表工农兵的批判文章，在全省掀起了一个批判高潮。劳动模范、五好战士、先进工作者纷纷发表文章声讨，但批判内容基本一样。从1966年5月19日《大众日报》报道的济南开展大批判的情况可见全省的一斑:“邓拓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被揭发以后，全市广大人  民群众纷纷举行声讨会、座谈会，并通过黑板报、墙报、大字报、广播等各种宣传工具，向邓拓黑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济南成通纱厂和济南第一机床厂职工，几天的时间，就写出批判‘三家村’黑店的文章1820篇。”1966年5月27日，《大众日报》第一版整版发表署名东生的《戳穿余修的反动面目》的文章，开始了对余修的公开批判。文章批判“余修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政府内的代理人和野心家”，“从余修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中，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出，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开设的‘三家村’黑店，是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在我们山东也有他们的分店。这个分店的掌柜就是余修’，。对余修的批判与对丁秀生的批判相比，又进了一步。从5月9日到6月13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大众日报》编辑部收到所谓揭发批判声讨邓拓黑帮和余修、丁秀生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来稿来信四万余件，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批判，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逐步实现了由学术批判向政治批判的转变。

    196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后，山东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进一步升温。1966年5月11日至6月11日召开的山东省委二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是山东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标志。6月18日，山东省委召开3. 6万人参加的开展“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省委书记、省长白如冰作《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点名批判全省宣传、文化教育战线的13名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学者、权威”。至此，“文革”初期山东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初步结束，“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山东省级领导人对待“文革”初期批判的态度分析

    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对“文革”初期开展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真实意图和要达到的目标，绝大多数省级领导人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执行”。绝大部分省级地方领导人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最初态度是既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给予过多地关注和重视。山东省级领导人也是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把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和毛泽东的意图大相径庭，这对“文革”的整个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地方领导人的态度与当时的形势和这场批判运动发起的特点密切相关。

    第一、类似于姚文元文章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由来已久，省级领导人已经在历次政治批判中摸索出了一整套应付办法。从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1964年夏季从文学艺术方面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的批判，虽然内容不同，着重点各异，但也存在许多共同点:一是毛泽东直接参与或亲自发动，把学术研究中的争论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加以批判;二是把历史问题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三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学术问题，统统冠之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斗争的名义，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存在着泛政治化的倾向;四是为了保持党的团结或其它原因，一旦毛泽东就某一问题表态，党内其它领导人虽有不同意见，也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观点或者缄默不语;五是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涉及到一些与胡风有交往的人外，其它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涉及到地方上的人物较少，且仅限于文化领域，对其它领域的影响较小或者还没有显现出来。因此，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严重性的估计，省级地方领导人员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看得严重。这是在批判初期按照中央指示精神严格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这种态度与省级领导人自身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密切关系。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但同时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这就造成地方领导人与中央主要领导人在社会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看法上的分歧和不统一。那时，在中央层面上，阶级斗争被当作主要矛盾，地方领导人虽未对此提出异议，但在实际土作中并未完全接受这一观点。如云南省委曾出台云南“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则提出山东的主要矛盾是粮食问题、吃饭问题。并在1965年5月上旬到8月底在全省范围内举行为时四个月的山东主要矛盾的大讨论。省委中心组有的说是“水利问题”、“肥料问题”，甚至说是“生产和生产不出来的”矛盾、“人和老天爷的矛盾”等等。总之，对山东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紧紧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一主题来认识的，并不涉及到阶级斗争。在批判《海瑞罢官》之初，山东更是在全力解决粮食问题，指挥抗旱救灾。这从当时中央的部署和山东主要领导人谭启龙、白如冰的言论和活动中可以看出来。

    第三、这种态度与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严重的饥荒，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山东省是饥荒严重的地区之一。在1961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山东省委接受以前的教训，改变了过去一味紧随中央的做法，开始根据地方实际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把地方利益和群众生活放在重要地位，对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如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关注，许多省级领导人在内心也反感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为一谈的做法。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估计，远没有毛泽东那样看得严重。其注意力和精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和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面，并没有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当作事关全局的大事。山东虽在行政区划上归华东，但在自然地理条件上又与华北相似，经常出现灾荒，非早即涝。同时，山东也是“大跃进”的重灾区。1966年2月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陕西、山东、河南、辽宁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提出八省、市、自治区的任务是:抗早防涝，争取丰收，摆脱落后，力争上游;争取粮食自给，队有余粮，国有储备，农民生活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毛泽东对地方领导人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态度也有所察觉并表示不满。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两天后即11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到上海，途径济南、徐州、蚌埠、南京。沿途党政军负责人所谈的，主要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都没有提到当时毛泽东关注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更没有提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这与当时地方领导人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

    在转人政治批判以后，山东省委不得不按照中央要求，在山东挑选几个领导人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但从整体上讲是力图涉及到尽可能少的人，把运动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种态度一直是山东省委及其主要领导人对待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做法。这就导致了1966年10月之后，山东省委被当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委遭到批判、冲击，最后失去对整个局势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