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公约大多以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语言来表达，使老百姓一看就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随着这些新的公约、生活制度进人乡村社会，变工、生产、支前、读报、识字、卫生等行动便成为农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规范的大众化和乡村化弥合了乡村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的鸿沟，进而为开展乡村社会集体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新式家庭会议”

    1944年，《解放日报》连续登载了几则有关家庭生活的报道。其中一个报道是这样的:一个曾经实行家长制的旧家庭，由于内部不团结，家庭成员生产情绪低。后来，在政府人员的帮助下，全家订立了生产计划，组织起来进行家庭改造。结果，家庭生活走向民主化:家庭实行会议制度，在家长决定家务事时征求全家人的同意。在生产上则实行家庭内部分工，各尽所能。他们还实行节约和奖励制度，因而全家亲密又团结。文章最后将这个家庭誉为“新民主主义农民进步家庭中优秀的典型”。

    在这些类似的报道中，我们注意到，改造旧式家庭的直接目的是促进生产，推动边区经济发展。在当时边区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这一点更为迫切。但同时，以家庭民主化为基础的新型家庭关系模式对乡村社会的秩序和改造带来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和改变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会议开得好，婆媳和睦了，两口子不吵架，打骂孩子的现象也少见了。”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又进一步加深了乡村民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另一方面，家庭民主化的推行使得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儿童在家庭会议上都可以参与，可以发言和讨论。换言之，对边区社会的改造而言，家庭会议更为深层的意义可能还在于它“造成了一种智识活动和自由发问的空气”。它教会了人们如何组织、开会和讨论。许多新的信息、观点可以通过这一关系网络来传播、加工，然后得到理解。这是一个重要起点，它提供了一个政治启蒙和实验的场地。

　　(三)组织化的乡村生活

    在社会教育运动开展的过程中，边区社会律市起广泛的大众教育组织，如小学、冬学、村学、识字组、夜校、民教馆、读报组、黑板报、秧歌队、卫律小组等。这些文教组织和经济组织(如农会、减租会、变工队、妇纺小组、合作社、运输队)、军事组织(如自卫军、民兵、少先队及儿童团)将边区社会民众纳人一个组织化的生活世界。

    在这个生活世界，战斗、生产与教育融合为一体。由于个体处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新的信息、观点不仅会在那些最先受到感化的个体那里引起共鸣，随后也会通过各种组织和关系网络来传播和加工。因此，其他的群体或多或少也都会卷人其中。换言之，通过这些组织和关系网络，乡村民众的心理和意识被重新塑造，对于这一过程的意义和价值，毛泽东曾深刻洞察:“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提高，文化也会进步，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不仅获得知识上的增长，也增强了对党的号召、政策的了解和理解，从而强化了对党的权威的接受和认可:“凡是有好的读报组和黑板报的地方，那里对政府政策法令和上级号召就容易贯彻，生产卫生教育各项工作就容易开展，而且可以少开多少会，凡是有好的通讯组织的地方，那里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就容易了解，而且干部在政治和文化上就能得到迅速的进步。”在这种团体生活中，老百姓的眼光开始突破家庭的小天地，他们开始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感受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浪潮”。

　　四、结语

    社会教育运动的基本诉求是扫除文盲，推广农业生产和卫生保健的科学知识，并改造旧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而提高乡村民众的抗战热情。通过教育机会的大规模增加、基本医疗卫生设施的普及，以及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化，并辅之以丰富多样的组织形式、各种灵活机动的方针策略，党的文教工作者在乡村社会掀起识字扫盲、学习新知识、改造旧习俗的社会变革热潮。这一浪潮推动了乡村社会的改造和变革过程，扩展了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影响，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首先，社会教育运动改变了边区原有的社会关系结构，建构起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④在边区开展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开展普遍的民众教育和开办许多训练班，所有这些，都被用来加强群众自己的至上权威服务⑤。这是一个新的群众时代。乡村社会民众在教育、文化等领域传统的边缘性地位的变化，是共产党对乡村社会农民的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步骤之一。农民成为党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已然变奏。瞿秋白、毛泽东等革命领袖一贯强调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创造一个革命主体。社会教育运动在乡村社会的展开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

    其次，社会教育运动塑造了乡村社会民众新的价值观和认同感。对于处在落后封闭状态的边区农民而言，共产党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无疑于一场启蒙的过程。共产党不仅将许多新的事物、观念和制度引人乡村社会，还清除了常年积累在他们身上的旧习俗和风气。一套新的革命话语和价值观在边区乡村民众中逐渐传播和扩散，一种新的文化和哲学逐渐扎根于大众意识。当这些庄户人在党的宣传与号召下履行这些规范，当这些新的行为规范、道德标准日益渗透于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已在接受共产党所传递的一套话语体系和价值观，接受共产党所宣导的理想和信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党的权威体系在乡村社会中逐步得到确立与巩固。正如李孝梯所说，清末的启蒙者破除迷信，批判权威，伸张女权，攻击恶俗，基本上秉持的是一种自发的精神，少有政治力量介人。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则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内容也和现实政治有更紧密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共产党的影响力就更为深刻和有效。共产党从思想、文化着手，使乡村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进而改变了乡村民众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为新秩序的确立及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