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正式组织；社会网络；政治动员
[论文摘要]本文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阐释了正式组织和社会关系网络在党的群众动员中所发挥的功能及其互补作用。为了有效地动员民众，中国共产党首先以正式组织为起点，将动员对象最大范围地吸纳进来。在正式组织的框架下，以“革命道德”标准确定各个不同的群体在组织中的位置。在寻求行为一致、目标认同的基础上，党利用非正式组织来推动和促进集体行动，将湮没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激活。
1935年秋，随着中共长征落脚陕北，陕北成为中国革命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进行着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革命和改造工作，力图使共产党的影响渗透到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以便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打下基础。而一种社会秩序基础的稳固性在于创造有效的社会关系。正如社会学家所揭示的，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但带来了行动动员的条件，也提供了适当的环境以形塑特定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中国共产党在陕北乡村社会的诸多举措，正是通过乡村社会再组织化的过程，在边区乡村民众中间建立起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网络，来塑造一个惯于集体行动的乡村社会，从而为党的群众动员提供结构性的条件。本文即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共开展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阐释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在中共群众动员中的作用。
一、正式组织的建立与乡村社会的组织化
将社会各群体组织起来是共产党的一贯工作方针。1939年，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明确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据一项统计，在陕甘宁边区，各类群众团体达25个之多。概括起来，在边区，一个普通的乡村社会大致可以分为3类群众性组织，一类是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如农会、减租会、变工队或扎工队、妇纺小组、合作社、运输队等;一类是群众性的文化教育组织，如小学、冬学、村学、识字组、夜校、民教馆、读报组、黑板报、秧歌队、卫生小组等;一类是群众性的军事组织，如自卫军、民兵、少先队及儿童团等。众多的组织将乡村各个不同的群体吸纳进来。经常的情形是一个农民可能参加七、八个组织，尽管许多人在有些组织中只是挂个名而已。
这些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产生，为执行党的政策展开工作。因此，尽管这3类组织性质不同、功能各异，但在人员构成上彼此交叉、重叠，使农民个体与组织都带有多重性特征。比如，在组织变工队时，往往先利用学校、读报小组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酝酿，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在开展社会教育运动过程中，也会借助生产组织来进行。经常的做法是直接将变工队、妇纺小组等生产单位变成识字小组、读报小组，利用生产之暇进行识字扫盲的社教工作。而自卫军组织也被认为是“最便利于进行社教活动的场所”。许多地方的民兵组、担架组同时也是识字组、读报组。在边区，每个小学的学生都要参加当地少先队，而教员则成为自卫军、少先队的文化政治教员，经常去给他们教字或政治课。李公朴在华北就观察到，在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儿童团里，妇女自卫队里经常有人报告时事，或是讲解当前重要的政治问题。他评论说，这并不是什么别的工作，而正是没有折扣的教育工作。
在社教运动开展的实践中，农民还发明出一种叫做“变工教学”的方式，将识字与生产的劳动力进行交换，使识字与生产两不误。1944年，《解放日报》就登载了这样的事例:在米脂县印斗区第七乡高家沟村，由于村子贫困而又分散，全村仅有村民高怀山读过4年书，全村人几乎都是文盲，乡里的指示经常被耽误。因此，当地民众便想出了“变工教学”办法，设立民众学校，由教员承担教育全村娃娃的任务，教员的地则由众人分工合作来负责。教员还组织成立妇女识字班、变工队读报组，这样既不耽误生产又开展了学习运动，两头不误。
在组织化的方针之下，边区社会的民众很快被纳入到各种组织中去。“各业工人百分之九十五加人了工会，农民全体加入了农民会，边区青年绝大多数加人了青年救国会，边区妇女百分之七十以上加人了妇女救国会”。在社会教育运动中，据称，在建立新延安之后，仅仅五六个月的时间，文盲和半文盲全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便已经过着有组织的教育生活了。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化的生产、生活成为社会民众所熟悉的状态。这正是党所期待的。毛泽东在关于农民被组织到劳动互助合作社问题上曾有这样评论:“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提高，文化也会进步，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因此，正如外界人士所观察到的，真正的权力并不属于选举出来的议会或政府，而属于革命本身的机构，即群众团体，如青年团、妇女会、农民协会等。这些群众组织的革命职能即在于提供一种手段，或创造一种气氛，使新政权能够扎根、成长。换言之，这些组织抑或组织化了的民众是革命进程中的一环。尽管这一环可能只是革命奠基工作中的一部分，但这种集体劳动、合作互助方式“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感受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浪潮”，从而为乡村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