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一种人际互动的重要力量是由党直接选派的外来干部。在社教运动中，就是公派教员。比如在延安杨家湾，首先是教员到村里，帮助群众修理纺车，与群众建立感情和联系;随后教员进行家访，了解群众意见。在适应地方方言和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编著教材，开设语文、算术、卫生、常识、习字等课程。还教儿童学写便条，学珠算、记帐，“教育儿童民主与遵守纪律的习惯”，“讲礼貌、团结友爱，讲究卫生，尊重父母，家庭和睦的道德风尚”等。在教员的组织和领导下，这里还开展成人教育，推动全村卫生运动。在志丹县七区一乡则形成以教员为中心的巡回式学校。其特点是选定4个较大的村子作为巡回教学范围，教员每天轮教两个村子。教员轮到哪个村子，就将学生集合在一起教学。这样既解决了就地上学的问题又不误生产@。作为社会教育运动的主要承担者和党组织的权威代表，教员的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这一运动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也关系到革命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关系到乡村民众对新秩序接受和认同的程度。因此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各农家的常年顾问。“如分布在每一个角落的文化据点，把延安的号令贯注到一家一家去。”。

    四、讨论与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有效地动员民众，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的群众工作方式，即首先以正式组织为起点，将动员对象最大范围地吸纳进来。党在乡村社会塑造了一个新的空间环境，将动员对象置于一个新的组织化的场景之中。这一组织化政策把相似的群体—无论是基于生产上的互助，还是生活上的合作而相似—集中在同一生态环境下。这样的生态环境加强了各组织之间、各群体之间的联系，将乡村社会纳人到一个巨大的组织化的关系网络中。因此，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不仅促进了组织和网络的形成，也有利于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力。“农民们经过集体劳动和组织化的生活，不仅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生活得到改善，人与人的关系也起了变化……他们不独对经济有了兴趣，对政治文化生活同样有了兴趣……合作社是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核心，同时对农村中其他各种政治、武装的工作，起配合和推动作用。”同时，以集体、互助方式组织起来的乡村社会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的活动场所，比如学校。大多数的革命活动和党的工作都通过这里传达、完成。它区别于乡村社会传统的宗庙祠堂、祭台神坛，开创了一个大众化的、广阔的、革命化的公共空间。正是这些公共空间提供了更多动员民众、联络情感的巨大舞台。此外，这种组织化改变了乡村社会人群的分布状态和聚集模式，促进了人际交往和融合。显然，这里的正式组织成为一种重要的动员资源。

    在正式组织的框架下，还需要确定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因此接下来的工作便是以“革命道德”标准确定各个不同的群体在这个组织中的位置。它将对人的行为选择进行限定，也包含了对人们行为的塑造。因为这样的划分与归类极大地缩小了他们自我选择的空间和领域。在相互关系密切的群体内，意识形态或文化规范会使封闭的群体内成员之间出现模仿、跟进行为。再加上号召中心的存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这种相互感染，相互影响会日益强化。群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模仿，甚至通过对某些群体动用强制性手段，会使目标更加凝练、集中，会产生更多的认同感。“变工队使农活干得更愉快，更有效率，同时由于创造了新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他们对克服众所周知的农民的个人主义和氏族性质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换言之，随着农民被组织化的程度提高，农民集体化的倾向逐渐显著，已然引起若干心理上的变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以农民为主体的根据地民众被充分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之后，他们便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次生政治团体(即为了明确的社会目的自觉地组织起来的、形成科层结构的团体)之中，并通过这种团体与国家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团体生活中，他们的眼光开始突破家庭的小天地，他们开始普遍地形成强烈的政治认同，公民意识和国家观念也迅速长成。”

    在寻求行为一致、目标认同的基础上，还需要将湮没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激活。因此，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工作，这就是利用非正式组织，即社会关系网络来推动和促进。以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可资利用的动员手段。这里的关键是信息的交换与传播。通过同一居住和活动空间下的人际交往和相互接触，经过交谈、讨论、解释和评价，革命的信息被理解并随后被运用，从而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进来。新的观点、信息首先在那些最先受到感化的乡村民众那里引起共鸣，而后在非正式圈子、初级群体和朋友网络中传播和加工。由于农民处在复杂场域中，因此，其他的群体或多或少也都会卷人其中。在这一过程中，集体信仰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建构和重建，整个乡村社会也日益趋向同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