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框架下的乡村社会分层

    如果说，“组织起来”是党的群众工作方针之起始点，那么，接下来的工作步骤即是在群众内部划分类型，对他们进行归类定位。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对这一工作方法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根据这一“三分法”，乡村社会的群体被划分为积极分子(如英雄模范)、落后分子(如二流子、巫神等)、中间分子等类型。随后的工作即是针对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从而实现以分进合击的方式改造并整合所有群体，并将他们纳人革命航道的目标。

    首先，对积极分子，如英雄模范、优秀典型等，党给予充分的礼遇。他们是党所倚赖的对象，因为党的政策之推行与贯彻需要他们的首先响应、率先行动并组织其他人随后跟进。毛泽东总结说，劳动英雄的作用就体现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因此，他高度重视通过活生生的榜样对民众的示范和引导。为了推动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应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和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村，发现模范，推动他处。同时，应在报纸上发表关于减租的社论和关于减租的模范经验的报道”;他批评说，“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是错误的”。他出席边区的各种劳动英雄大会，和各个领域的模范们交谈，颁发奖章，表扬他们。

    其次，对落后分子的问题上，则是打击和改造双管齐下。如为了推进“二流子”改造工作，党的各级组织者首先对二流子进行了归类划分。完全无业而靠不良行为为生者，如巫神娟妓、贩卖鸦片烟的，是正式的二流子;有正当职业而兼靠不良行为维持生活者，是半二流子;如只有不良嗜好，就不能算二流子。查清了这些，然后将他们编成二流子小组，采用不同的方式区别对待。对于巫神等落后分子，也先对他们所犯错误程度轻重进行划分，采取不同处置方式，“巫神之以酷刑治病死亡者，应以法究办。至于一般的反迷信活动，则应依靠青年站的觉悟与自愿进行之，以免与群众相对立”。

    再次，对于中间分子，包括旧社会遗留分子，比如旧绅士、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也包括那些在态度上游移不决、处于冷漠或观望态度的广大中间化民众，党的政策倾向于改造和教育。以社会教育为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对待私塾先生、民间教育家问题上，党的政策一方面是团结他们，充分发挥他们在扫除文盲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施以新的教育和改造，帮助他们提高。同时对他们即使是微小的改变和进步，也加以表扬。

    显然，这种社会分层不同于传统乡村社区以士绅与大众二元格局为基础的划分，而代之以“革命道德”对乡村民众进行的重新划分。“革命道德”在乡村社会设置了一种选择性机制，凡是对革命贡献大的，对革命工作积极的，就是值得肯定的，是依赖对象。反之，则是否定的，被批判对象。依据不同的群体类型，对其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态度，或是激励他们、帮助他们;或是改造他们、纠正他们。这是一个联合和排除的双向过程，既可以划分出那些被认可的行为规范，也可摈弃那些为革命所不容的意识和行为。通过这种划分，党的精英试图使民众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得到鼓励的。正是这样一种“革命道德”的设置，使民众分散的选择或力量得以集中，同时也为使他们的目光从个人的天地聚集到革命的动员目标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三、社会关系网络下的群众动员

    为了形成持续的动员力量，还需要更加耐心和细致的工作环节，这就是作为非正式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举措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和频繁沟通来传递信息，传播革命，并以积极分子的范例来引导民众接受和认同革命，从而把同情革命的旁观者吸收到革命中来。

    人际互动的第一支力量就是乡村社会的儿童，尤其是上学的小学生们。1942年2月1日，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这一文件指出，小学学生应于课外参加破除迷信、讲究卫生等项宣传和社会教育及生产劳动，以补助其课内学习……边区各小学应利用假期、星期天、课外活动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如进行抗战宣传，帮助自卫军放哨、送信、探消息、查路条、捉汉奸，参加春耕秋收、优待抗属、动员新兵、读报、扫盲等。在有关冬学的经验总结中也指出，“我们应把平时的小学教育和普通的社会教育联系起来。采取适当办法来(进行)普遍的社会教育和训练小学生，提高每个小学生的责任心，将他们培养成为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传播者，即训练与实行小先生制，经过他们来影响与教育他们成年、老年或失学的父、母、伯、叔、兄、嫂、姐、妹等，将抗战知识广泛深人的传达到广大民众中去。”负责社会教育的组织机构—各县三科和社教指导团也都被明确要求每逢市镇大的集会都要领导小学生到会举行识字教育宣传工作，或小学组织宣传队，每礼拜到附近乡村去宣传识字教育工作，并在市镇交通要道张贴关于识字的标语。。

    在边区社教运动的开展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在教育厅下发冬学计划到各乡后，各乡的小学就开始了冬学宣传周，小学生跑到家家户户作深人的冬学宣传。“娃娃儿童劝着爸爸妈妈读书，常成为最有力的动员方式”。“每个小先生都是清洁卫生、妇女纺织、劳动生产的宣传与组织者。小先生们教给每一个妇女儿童要好好劳动生产。”⑥绥德六区有个安家婆姨不讲卫生，徽得不愿生产，坤元(小学生)整天给她讲二流子变英雄等实际例子，现在安家婆姨家里常打扫好让坤元检查，几天来捻了一斤多好线卖了。这些小学生还帮助区上做事:区上每开会，他们便是基本队伍，去唱歌、表演秧歌，分头去动员到会的人。读报时他们也参加，还动员自己的爸妈去听报。他们还分工进行街道和家庭的卫生检查工作函。各学校还配有宣传队组织，每逢礼拜日到农村去进行宣传。宣传的内容均联系到抗战动员工作;还宣传禁烟，帮助军队放哨，检查路条、盘问逃兵、优待抗属、给她们挑水砍柴。还有的小学生督促家庭努力生产，劝说父亲戒烟，或说服二流子父亲转变。他们成为“学校和家庭的一个争辩的桥梁，情报的传达者和分析者”函。他们如同共产党进人乡村的导管，活跃在家庭、近邻和乡村社区。

    人际互动的另一支中坚力量是地方干部，比如劳动英雄、变工队长、妇纺组长等。在社教运动中，通常的做法是让这些人首先站出来说话，宣传识字的好处，然后让他们推动和组织所在地的识字运动，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如华池城壕村劳动英雄张振财，不但自己识字，而且领导全村的识字运动。华池白马庙劳动英雄石怀玉除了自己学字，“还推动和领导变工队的读报组和识字组”。庆阳三十里铺的社火头黄润努力自修，编写新社火剧本，描写减租斗争、防奸斗争、识字运动、合作社方针等新事物，还推动陇东分区的民间新秧歌运动。在米脂高家沟，村民推举全村唯一识字的高怀山当教员，自办、自管、自教。学制分全日班、半日班，还有拦羊娃的早班，不固定年限，能写会算就可以毕业。“学校同时也是本村文化建设中心，成立了变工队员读报识字组，妇女纺织识字组，并与村、乡政府配合，开展卫生运动和文化活动。”这些人从社会基层产生，来自于普通民众。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村、一个区县的群众领袖者。他们表现积极，被誉为“新型文化战士”，在民众中拥有一定的威望。作为共产党开展工作的支点，他们支撑着革命运动的基本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