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周代的德”与“受民受疆土”是联系在一起的。周人作为后起的部落，在古公直父时代，定居于周(今陕西岐山)，还在穴居野处。经过王季、文王两代，仅仅60年时问便骤然强盛，取殷而代之，周人认为这是由于“敬德”天辅的结果。太王儿子王季“其德克明”，能“克明克类，克长克君”，从而上天使之王此犬邦。周代统治者较之夏商两代更加明确“敬天保民”的原则。“文王克明德慎罚，”“用肇造成区夏”。所以周能够获得大量民众，建立大大小小200余个封建邦国。西周的“德，一是统治“国民”，二是占有“疆土”，即“受民受疆土”联系在一起。“德”作为道德规范，一方面是对“民的，周人意识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德”是从“民”那里体现出来，所以《康诰》称要“用康保民；另一方面，“德”是对自己的，即加强自身的品性修养，周公“制札作乐兴学设教，实行“德治，重视“礼乐”教化。孔子十分推崇周的“德治”，说：“周监于二代，部部乎文哉在周代，我国劳动人民歌颂各民旗人民的相互往来，《诗经·大雅·民劳》提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这里，中国指的是华夏族周天子居住的城，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即京师，而与周边的诸侯之地即“四方”、“四国相对举。此时，“中国”之称，由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各个华夏诸国，夷夏馄杂，“中国与夷狄”的区别主要是否遵行周礼，行周礼者，即使本是“夷狄”均可称“中国”，否则哪怕是周王室的同姓诸侯也被视为“夷狄”，制度文化上的相互影响、相互吸引推动了血缘上的渗透融合，华夏族与周边各少数民族的融合不断扩大，形成了中华民族沿着统一的、多民旗方向发展的历史趋势。

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民旗矛盾激化，民族意识强烈地表现出来。《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载春秋初叶，“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产生了攘夷”与抚夷”、“德治”与“法治”之辩。主张“法治”的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睨，不可弃也”口一“戎狄失华，无乃不可乎?对处理华戎关系，提出了“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等原则和主张。华夷贵贱尊卑的界限很明确，反映了部分诸夏有强烈的民旗优越感，流露出歧视夷狄的情绪，强调“夷夏之别”和“夷夏之防”，主张对诸夏实行“以德治夏”，对夷狄实行“依法治诸夷狄”。与此同时，这时的政治家与思想家面对传统札制崩坏，基于对治世观念的道德反思和新的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意识到应该用“王道”而非暴力来调节民族问的关系。儒家坚持道德的作用胜过刑罚和征战，强调在治理国家的德、礼、刑、政4种手段中，以德、礼作为主要手段，并且在刑罚的运用上强调“明德慎罚，“明刑弼教”，“勿庸杀之，姑惟教之”。一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L孟子也提出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进行札义教化，才能够统一天下这时，儒家也看到周边诸旗在文化上落后于华夏，也讲究夷夏之别，但在民族关系实践中主张“徕远人”与亲和”。《论语·季氏》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可以看到，先秦儒家思想家坚持用“文德”而非暴力来调节民旗问关系的道德实践成为主导趋势。

战国时期的民族矛盾巳渐消融，秦、楚等国春秋时期称为夷狄，战国时已与三晋、齐燕并列诸侯“七雄”。战国是华夏民族又一次统一过程，民族融合促进了华夏民族共同体的稳定与壮大。《札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认识到各族的语言、文化、衣食不仅不同，也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同时还承认通过政治、文化、经济的交往则可以“达其志，通其赦”，为了使五方各族和睦相处，《札记·王制》提出了处理民族关系的总则在于“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里所表述的是华夏民族的新民族观、德治观，说明在战国末年华夷统一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多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在发展，其中“德治”已经成为凝聚民心、招徕民众、稳固国家的一种有刺策略，这种观点在春秋以降便十分流行不是没有原因的。

二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大群体，群体内部始终存在着如何相处的问题如何协调中华民旗内部各个民旗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整合成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有机整体，便成为中国历代统者必须面对的重大杜会政治课题。在汉代以降，我们看到道德规范成为调整民族关系的主线，协调民族关系的道德规范逐渐形成。

(一)“宽小过，总大纲。

汉初，中国北部的匈奴控制从东北至西域的广大地区，西域36国曾受匈奴统治。汉王室为了缓和秦以来的民族矛盾，避免国内战争，有利于各族人民休养生息，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中原和西域少数民族的联系，发展了汉朝与中亚各地人民的友好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汉代鉴于赢秦“专任刑罚的教训，掀起“德刑之辩”的第二次高峰。贾谊正确探析了秦朝灭亡的原因：秦始皇“焚文书而酷刑法”，“以暴虐为天下始”；秦二世“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穷困，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重，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n认识到秦王朝的严刑峻法的片面性，不别亲疏，一断于当，使“亲亲尊尊之恩绝”，导致抛弃礼制，这种情况对维护封建杜会的长治久安不利汉初的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在德刑关系问题上明确强诃德的主导作用，强调先德后刑、德主刑辅，这些原则一直占据着政治实践的支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