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无锡清代布码头城乡全民皆织的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落后、封闭的封建经济制度，其中的开拓、创新精神，为无锡在20世纪初崛起为中国最发达的民族工业城市之一做了必需的思想、观念、人才等方面的准备，也为该市今日的城市精神添注了健康的文化基因。据目前的资料判断，无锡布码头最后的落脚点，很可能是在该市羊尖镇严家桥一带，这是一个值得加以研究的课题。
“无锡布码头”，是一些专家学者、地方史研究者发现的无锡经济史上的一个亮点，由于各类媒体的广泛宣传报道，多年来人们对它几乎已是耳熟能详。然而，若要细说它的起因、运行方式、存在时间、作用和意义等具体问题，人们似乎又不是非常清楚，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误区。本文在广泛检读各类资料，并作深入分析研究后，略抒己见，以期抛砖引玉。
无锡为布码头这一说法，不见于无锡地方的正史如历代的《无锡县志》、《锡金县志》等，仅见于清代无锡一位儒生对当时徽商行话的记载，其可靠性如何？
无锡数千年文字记载史上从未有过本邑种植出产棉花的记载，然而，在清代乾隆年间，无锡（本文中指当时的无锡、金匮两县）每年运进大量外地棉花，然后生产大批棉布运销外地，成为棉花、棉布的大型集散地。无锡这种原料、产品两头在外，又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被当时著名的徽商誉为“布马头”。这是无锡地方经济史独特而光彩的一页。
据广泛检读各类资料，无锡布码头的名称，始见于清代乾隆年间无锡儒生黄卬的著作《锡金识小录》，可是，这一名称却一直未再见于同时期及以后的无锡正史如《锡金县志》等或其他的著作。因此，无锡布码头之说很有孤证单行的嫌疑，它的可靠性、权威性如何？会不会是溢美虚饰之词？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正确回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先来看看黄卬是怎样说的：“常郡五邑，唯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莫及。乡民食于田者，唯冬三月。及还租已毕，则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归典库，以易质衣。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归，俗谓‘种田饭米’。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怀仁、宅仁、胶山、上福等乡，地瘠民淳，不分男女，舍织布纺花，别无他务。”“布有三等，……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尝有徽人言‘汉口为船马头，镇江为银马头，无锡为布马头’，言虽鄙俗，当不妄也。”（1）
这几段话概括了基本情况，从而把无锡布码头的轮廓凸现在我们眼前，值得注意。
千百年来，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农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务农是农民的根本，是生命线，纺织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副业而已。但是，这种封建经济制度与生活模式，在清代乾隆年间的无锡已有了巨变，农民耕作力田一年所得，在交纳地租后，只剩下三个月的口粮，其余时间依靠典当铺的高利贷和家庭手工纺织度日，其中春秋两季长达半年的时间，农民就靠“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维持生计。这说明当时家庭手工纺织已不再是副业，而是农民的主要谋生手段。非但如此，在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下的地区，还出现了纺织专业户，作为农村主要劳动力的男子“别无他务”，和妇女一样地纺纱织布，已完全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手工纺织业已独立于农业而存在。
另外，无锡本邑历来不种植生产棉花，但每年都有数十百万疋棉布运销外地。这种原料、产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现象引起了安徽徽州商人们的注意。明清时期，徽州多豪商大贾，形成资本雄厚的徽州商人集团。他们转输懋迁，经商足迹遍于全国各地，在全国商业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徽商十分注重收集归纳各地商情，早在明代徽商黄汴就著有《一统路程图记》，详细记录全国商路沿途情况，受到商界欢迎。黄卬著作中记述的“船马头”、“银马头”、“布马头”口碑，显然是徽商根据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处货物流通、市场规模等情况，总结出来的商情指南，在当时显然是备受商人们重视的。
然而，黄卬是儒生，他对于徽商的无锡为“布马头”这种白话口号式的言语，是不满意的，所以在秉笔直书后，仍评论斥之为“鄙俗”。黄卬之所以有这样复杂的心态，原因有两个：一是与他著作的宗旨有关。他撰述《锡金识小录》，目的是补写“事有系于民俗利病而志不及载著，于民生艰窘之故，尤拳拳焉”，（2）而当时无锡的家庭手工纺织业确实已在人民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他不得不把徽商对无锡观察后的正确论断记录下来。二是他亲身有所感受。黄卬虽为儒生，生活却很贫苦，“所居老屋三楹，寝室庖湢咸在，纺车织具、钺管刀尺纵横错置，子女啼笑满前，君但危坐持一卷洛诵，不少休。”（3）从这记载看，他不仅住房狭小拥挤，而且连生活还要依赖家人纺织补贴维持，是加入“以布易米而食”行列的。这说明不仅农民，就是县城市民也从事纺纱织布，家庭手工纺织遍及城乡，非常发达。所以，黄卬对无锡为“布马头”感触尤深，终于能够跳出封建士大夫轻视经济的狭隘圈子，慧眼独具，给我们留下无锡地方经济史的宝贵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