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作为无锡布码头“心脏”的布行巷、江阴巷，在明代还没有出现，我们在明代的无锡县志中找不到它们，这两个地名始见于清代《康熙无锡县志》。检读明代《弘治无锡县志》，未见有布市的记载，直到万历年间无锡方有一个“段疋市”，地点在无锡城中“大市桥西南”（17），这个“段疋市”，估计就是布市。不过，记载这“段疋市”的《万历无锡县志》中并没有大规模交换，大批棉布运销外地的记载，在当时的诗文中也没有相关的描述，更无“布马头”之说。显然，明代的这个“段疋市”规模不会很大，只是无锡本地的一个布匹交易场所而已，决不是清代徽商眼中的“布马头”。

    所以，笔者认为：无锡布码头形成时间不在明代，而在清代，具体地讲是在康熙年间，到乾隆时期则进入兴盛阶段，徽商关于无锡为“布马头”商业行话，引起黄卬的注意，载入著作之中。

    无锡布码头何时结束？目前，由于一些地方史研究者把布码头和无锡土布业混同看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种，一是民国时期，但无明确年代，（18）二是1940年代。（19）笔者的意见与此相反。

    笔者在清代道咸时期的文献中看到这样的记载：“家人以纺织为业，纺车织机三四环聚室内。先生曰：‘吾课徒之所入，恒不能给一年之用，非纺织佐之，恐不继。’”（20）引文中所说的先生是安镇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江南副榜后仍过着清寒的教书生活。他教书的收入不够维持生计，还要靠家人纺纱织布补贴家用。这一情况从侧面说明道光年间无锡布码头还很兴盛。不过，此时的兴盛已是衰落前的回光返照，它的重要经济位置就要给蚕桑业取代：无锡“开化(乡)居太湖之北，沾风气者习蚕丝之术，在清中叶不过十居一二，自通商互市后，开化全区几无户不知育蚕矣。……由是务蚕桑者，不独开化，几及全邑，且不独全邑而及于全郡。……市廛会计几以蚕税为大宗。按之，闾阎大利，首在农桑。”（21）

    上述两段引文，一讲纺织，一讲蚕桑，时间也不一致，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其实仔细分析起来，两者却是能够印证对照的，我们可以据此列出无锡布码头走向尾声的时间表。

    在乾嘉时期的清代中期，即布码头经济正盛时，无锡育蚕的农家在开化乡只占百分之十至二十，蚕桑还是很冷落的生产项目，但“自通商互市后”情况就渐渐变化了。这所谓的“通商互市”就是指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政府丧权辱国，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国通商口岸大开，洋货倾销，洋纱洋布从此开始冲击我国的棉手工纺织业，加之，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推行“厘金”制度后，在各地设卡收税，商路大为受阻，使得无锡布码头渐呈颓势。太平天国运动后，由于战争和清军野蛮的烧杀，无锡人口由100万锐减至40—45万，同时无锡自耕农、半自耕农急剧增多，大批劳动力回归土地，布码头因此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而蚕桑生产则受到外国资本掠夺生丝原料活动的刺激而勃兴起来，非但整个开化乡，而且整个无锡，大多数农户把劳动力转移到“务蚕桑”方面，蚕桑业取代了以往棉手工纺织业的重要经济位置，“闾阎大利，首在农桑”了。

    因此，笔者认为无锡布码头在所谓的“同治中兴”时期（1863年以后），就走完了它的历史路程。此后到民国初年的一段时间里无锡出现了土布业，但从当时看，土布业并不是无锡的“强项”，以土布业出名的地方有很多，且土布业仅是无锡的一个行业而已，与昔日布码头城乡人民“皆未尝废织”（22）的大开大阖局面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土布业的构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作坊和工厂，而无锡布码头仅仅是封建社会末期发达的商品流通和发达的简单商品生产的结合体而已。研究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可以探知无锡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化过程。这需专文加以讨论，本文不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