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上来看，“海禁”则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不像邦国林立的欧洲国家，生存中充满着与外界的竞争和联系。中国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国内市场，使他不用依赖海外市场的物品补给，为封建统治者实行“海禁”提供了必然的经济基础。用后来乾隆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织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从思想方面看，流传了上千年的“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限制了当时的清政府对于海外世界的视野。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康熙再次下令禁海。
三．对外政策演变的影响
从康熙下令“开海”起，中国打开了与世界隔断已久的国门。答应出海的阀门打开，就很难再加以控制。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很大发展，到东洋、南洋贸贩的船只及人数都明显增多。据康熙五十五年记载，皇帝说，他昔年南巡路过苏州，见到船队，问及海洋事情，被告知“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70），可见其多。南方各省商人赴东北贸易始于康熙中叶海禁开放之后。如康熙四十九年上海县上字73号商船“装载各客布匹、磁器，货值数万金，由海关输税前往辽东贸易”；华亭县华字90号商船领有“县照及江南海关部牌，揽装茶叶、布、碗等货”, “前往关东贸易” (注：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1)。康熙后期已有大量南方海商前来辽东半岛，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商人还在盖州修建了三江会馆(注：民国《盖平县志》卷16)。
然而在当时南洋贸易与国内经济联系已经十分密切的情况下，要强行斩断这种联系是不明智的。禁海令一出，东洋沿海地区经济马上遭到极大的困难。“禁海”，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展，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得不到发展。中国一直呆在中古时代，不爱出来。 其次，助长了统治阶级妄自尊大的心理，自诩天朝上国，盲目排外，不思进取，保守愚昧。 最后，阻碍了中外文化交流，使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无法传入我国。中国当时的教育还是以科举为核心的，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导致中国全面落后于世界。
四．启示
从康熙“开海”的影响来看，开放式的贸易政策可吸引海外各国的优势资源和科技，进而使中国国力更加强大，经济更加繁荣。采取积极主动地外贸政策，可拉动自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相反，闭关自守，自我封闭，自我孤立，只会导致国内经济的日益衰退被动挨打。由此可见，对外开放开明，外贸活动的发展，使一个国家走向兴盛的标志。
除此之外，在清政府开海后兴起和后期于乾隆年间制定的“行商”制度也给了我们一管理方面的启示。行商又称“洋商”，是当时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洋行”或“洋货行”商人，一般都世代经营，具有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这些商人向政府领取专营对外贸易的特许执照，被授权承销外商带来的进口货物、代外商收购中国出口土货并代外商向海关报税，同时也充当向外商传达政府政令、管束外商在口岸的活动和行为、办理政府与外商间的各种交涉的角色。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广东行商成立“公行”，即后来所谓的“十三行”，进一步方便了清政府对外贸和外商的治理。清政府实行的一口通商，成就了广州口岸海外贸易史无前例的繁荣，这样类似于“广州十三行”的机构也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使得广州在以后的清中叶形成了开往世界各地港口的航线网络，在清朝对外贸易中，这种先进的管理制度所带来的巨大的效应也使得后人在海关管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启示。
总之，康熙年间的对外的海关政策就是康熙年间对外政策总体的缩影。在清朝前期，康熙皇帝曾大胆的开放过我国的贸易市场，使得当时历史阶段的商业有了空前的发展。与此同时，外来文化的进入，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交互融合，最终也使得中国文化得到了一次升华。外来科技业同样带动了当时手工制造业的劳作系统，大大加强了工作效率。但康熙帝考虑到外来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等的侵入会对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根基的动摇，对当朝政府政治上的威胁，最终还是取消了对外开放的想法。在同一个皇帝执政的时期，开放的大门就这样，艰难的打开，又轻易的关上了。这种闭关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清朝统治者这种具有局限性的自卫的想法，成为了中国衰退没落的根本源头。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抹煞康熙帝在中国对外开放上的努力。闭关在当时，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参考书目]
1． 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
2． 梁嘉彬：《十三行考》。
3． 淑敏著《中国海关史》，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
4． 德森《中国海关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5． 潘刚儿 黄启臣 陈国栋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出版
[参考论文]
1．胡思庸：《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
2．《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