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近代公民教育中的人文主义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论文关键词：近代 公民教育 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人文主义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近代人文主义，是对当时流行的生存竞争、唯科学主义、功利人生观的一种反动，是对美好道德情感、美好和谐人生的呼唤。虽然这种渴望近似乌托邦，但人类不能没有这种希望。因为人生不只有现实的“是”，还有价值的“应该”。
人文主义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近代公民教育中的人文主义却关注甚少。之所以如此，或许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如何培养适合生存竞争的公民，成为近代公民教育的主流。二是人文主义的提倡与东西方文化之争交织在一起。提倡人文主义者，大多被划归东方文化派，贴上保守的标签。这也妨碍了人们对近代人文主义的真实了解。三是人文主义的概念难以界定。本文并不想给人文主义下一个规范性的概念，而是就中国近代人文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作一探讨。中国近代人文主义，是对当时流行的生存竞争、唯科学主义、功利人生观的一种反动，是对美好道德情感、美好和谐人生的呼唤。
一、近代人文主义的兴起
近代中国，首先明确提出人文主义教育的应是蔡元培先生。1912年4月，蔡元培在《新教育意见》一文中，提出美感教育。蔡元培认为，教育从其根本性质上而言分为隶属于政治者和超轶乎政治者。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但教育不应仅限于现实，应该有所超越。美感教育就是培养超越感的教育。人文主义受到比较广泛地关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人们思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否应当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原则。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普遍认为，无节制的欲望，弱肉强食的竞争观念，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辜鸿铭说：“必须承认，今日欧洲的现代文明在征服自然方面是取得了成功，而且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别的文明能达到这一点。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然力，还存在有一种较自然力量更可怕的力量，那就是蕴藏于人心的情欲。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对人类所能造成的伤害，是没法与人类情欲所造成的伤害相比的。毫无疑问，如果这一力量——人类情欲——不予以调控的话，那么不仅无所谓文明存在之可言，而且人类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①杜亚泉也认为19世纪以来，欧洲文明的转向，是一战的主要原因。“至19世纪科学勃兴，物质主义大炽，更由达尔文生存竞争说，与叔本华之意志论，推而演之，为强权主义、奋斗主义、活动主义、精力主义，张而大之，为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其尤甚者，则有托拉邱克及般哈提之战争万能主义。不但宗教本位之希伯来思想被其破坏，即理性本位之希腊思想，亦蔑弃无遗矣！现代之道德观念，为权力本位，意志本位。道德不道德之判决，在力不在理；弱者为劣，为人类罪恶之魁，战争之责任，不归咎于强国之凭陵，而诿罪于弱国之存在。”②德国的战败，更是给崇尚生存竞争价值观念的人冷水浇头。因为一战前的德国，被国人视为模范国，最适宜于生存竞争的国家。德国的战败，被中国知识界定性为公理战胜强权。这也促使人文价值的回归。内部刺激，主要来源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科学一元观思维方式指导下，出于反传统的需要，对传统的宗教、
二、中国近代人文主义者之主张
1.赞美生命，肯定人生正当之欲望。既是人文主义者，当然就要对现世人生抱一种积极态度。熊十力说：“生生
之谓易，故《易》道，尊生也。”梁漱溟说：“孔子的人生哲学出于这种形而上学之初一步，就是以人生为对，为好的态度……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子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③既是肯定现世人生，就不能避开人的欲望这个问题。应该说中国近代人文主义者都是反对禁欲的。梁漱溟说：“孔家本是赞美生活的，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出于自然流行，并不排斥。若能顺理得中，生机活泼，更非常之好的。”④对此问题，熊十力有更系统的论述。首先，熊十力认为欲不可禁。“欲可禁乎？欲能禁而绝乎？人心者，非顽然一物，其间前念方灭，后念即起，迁流不息，亦如河海之流而无穷也。今欲人欲之不起，惟务抑之遏之。不知欲之起也无已，抑之遏之亦无已。是非如治水之雍塞其流，终将使之决于一旦，滔天而不可挽乎。”⑤其次，不能把人欲与天理对立。“夫欲曰人欲，亦是人之欲也……使天理常作得吾身之主，则欲皆从理，而饮食男女莫非天理中事矣。”⑥最后，熊十力认为，禁欲从根本上不合人道。“若过恃固有具足，徒以减除物欲为功，则夫物欲者，亦斯人生生之局，岂有皆恶害而皆可减哉。纵减到至处，亦非体天立极之道。”⑦中国近代人文主义者虽不反对人之欲望，但对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兽性主义、乐利主义、求生为我，甚至“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⑧的主张，也不赞同。熊十力、梁漱溟主张以良知指导欲望。熊十力说：“凡以绝欲为道者固甚谬。若反对绝欲而不知性，不务率性之功，则未有不殉欲而丧失其生生之本然也。”⑨梁漱溟说：“私心人欲不一定是声色名利的欲望之类，是理智的一切打量、计较、安排，不由直觉去随感而应。”⑩熊十力所说的性，梁漱溟所说的直觉，都是指人的良知。杜亚泉、吴宓主张以理制欲。杜亚泉说：“人以理性率领情欲，不可以情欲率领理性。”吴宓说：“人之内心，理欲相争，以理制欲，则人可日趋高明，而社会得受其福。”无论以良知指导欲望，或以理制欲，都是从消极层面而言。熊十力更提出了转移欲望和“人生主创”的积极主张。熊十力说；“盖不在禁欲，惟务转依。转依者，转移此心之倾向也。知欲之不可禁，惟移此心之倾向而令其依于善。则念念向上，将邪欲不禁而自伏除。”所谓人生主创，也就是积极的人为，发挥人的创造性。熊十力说：“成能才是成性，这成的意义就是创。而所谓天性者，恰是由人创出来。”这也就是说无论道德、功业等都是由积极人为而成。正因如此，熊十力主张应该以创造欲转移代替占有欲。“人道极尊。当转化占有冲动，而为创造胜能。如学术上之灵思独辟、宗教上之超越感（哲学家亦有此）、道德上极纯洁崇高之价值，不期而引人瞻天仰日之信念。政治与社会上重大之革新，使群众同蒙其福利。凡此，皆谓之创造。人生一息而缺乏创造胜能，即占有冲动乘机思逞。占有冲动横溢，人则物化，而丧其生命。故创造者，资养生命之粮，不可一日不具。”
论文摘要：人文主义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近代人文主义，是对当时流行的生存竞争、唯科学主义、功利人生观的一种反动，是对美好道德情感、美好和谐人生的呼唤。虽然这种渴望近似乌托邦，但人类不能没有这种希望。因为人生不只有现实的“是”，还有价值的“应该”。
人文主义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近代公民教育中的人文主义却关注甚少。之所以如此，或许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如何培养适合生存竞争的公民，成为近代公民教育的主流。二是人文主义的提倡与东西方文化之争交织在一起。提倡人文主义者，大多被划归东方文化派，贴上保守的标签。这也妨碍了人们对近代人文主义的真实了解。三是人文主义的概念难以界定。本文并不想给人文主义下一个规范性的概念，而是就中国近代人文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作一探讨。中国近代人文主义，是对当时流行的生存竞争、唯科学主义、功利人生观的一种反动，是对美好道德情感、美好和谐人生的呼唤。
一、近代人文主义的兴起
近代中国，首先明确提出人文主义教育的应是蔡元培先生。1912年4月，蔡元培在《新教育意见》一文中，提出美感教育。蔡元培认为，教育从其根本性质上而言分为隶属于政治者和超轶乎政治者。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但教育不应仅限于现实，应该有所超越。美感教育就是培养超越感的教育。人文主义受到比较广泛地关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人们思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否应当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原则。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普遍认为，无节制的欲望，弱肉强食的竞争观念，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辜鸿铭说：“必须承认，今日欧洲的现代文明在征服自然方面是取得了成功，而且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别的文明能达到这一点。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然力，还存在有一种较自然力量更可怕的力量，那就是蕴藏于人心的情欲。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对人类所能造成的伤害，是没法与人类情欲所造成的伤害相比的。毫无疑问，如果这一力量——人类情欲——不予以调控的话，那么不仅无所谓文明存在之可言，而且人类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①杜亚泉也认为19世纪以来，欧洲文明的转向，是一战的主要原因。“至19世纪科学勃兴，物质主义大炽，更由达尔文生存竞争说，与叔本华之意志论，推而演之，为强权主义、奋斗主义、活动主义、精力主义，张而大之，为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其尤甚者，则有托拉邱克及般哈提之战争万能主义。不但宗教本位之希伯来思想被其破坏，即理性本位之希腊思想，亦蔑弃无遗矣！现代之道德观念，为权力本位，意志本位。道德不道德之判决，在力不在理；弱者为劣，为人类罪恶之魁，战争之责任，不归咎于强国之凭陵，而诿罪于弱国之存在。”②德国的战败，更是给崇尚生存竞争价值观念的人冷水浇头。因为一战前的德国，被国人视为模范国，最适宜于生存竞争的国家。德国的战败，被中国知识界定性为公理战胜强权。这也促使人文价值的回归。内部刺激，主要来源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科学一元观思维方式指导下，出于反传统的需要，对传统的宗教、
二、中国近代人文主义者之主张
1.赞美生命，肯定人生正当之欲望。既是人文主义者，当然就要对现世人生抱一种积极态度。熊十力说：“生生
之谓易，故《易》道，尊生也。”梁漱溟说：“孔子的人生哲学出于这种形而上学之初一步，就是以人生为对，为好的态度……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子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③既是肯定现世人生，就不能避开人的欲望这个问题。应该说中国近代人文主义者都是反对禁欲的。梁漱溟说：“孔家本是赞美生活的，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出于自然流行，并不排斥。若能顺理得中，生机活泼，更非常之好的。”④对此问题，熊十力有更系统的论述。首先，熊十力认为欲不可禁。“欲可禁乎？欲能禁而绝乎？人心者，非顽然一物，其间前念方灭，后念即起，迁流不息，亦如河海之流而无穷也。今欲人欲之不起，惟务抑之遏之。不知欲之起也无已，抑之遏之亦无已。是非如治水之雍塞其流，终将使之决于一旦，滔天而不可挽乎。”⑤其次，不能把人欲与天理对立。“夫欲曰人欲，亦是人之欲也……使天理常作得吾身之主，则欲皆从理，而饮食男女莫非天理中事矣。”⑥最后，熊十力认为，禁欲从根本上不合人道。“若过恃固有具足，徒以减除物欲为功，则夫物欲者，亦斯人生生之局，岂有皆恶害而皆可减哉。纵减到至处，亦非体天立极之道。”⑦中国近代人文主义者虽不反对人之欲望，但对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兽性主义、乐利主义、求生为我，甚至“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⑧的主张，也不赞同。熊十力、梁漱溟主张以良知指导欲望。熊十力说：“凡以绝欲为道者固甚谬。若反对绝欲而不知性，不务率性之功，则未有不殉欲而丧失其生生之本然也。”⑨梁漱溟说：“私心人欲不一定是声色名利的欲望之类，是理智的一切打量、计较、安排，不由直觉去随感而应。”⑩熊十力所说的性，梁漱溟所说的直觉，都是指人的良知。杜亚泉、吴宓主张以理制欲。杜亚泉说：“人以理性率领情欲，不可以情欲率领理性。”吴宓说：“人之内心，理欲相争，以理制欲，则人可日趋高明，而社会得受其福。”无论以良知指导欲望，或以理制欲，都是从消极层面而言。熊十力更提出了转移欲望和“人生主创”的积极主张。熊十力说；“盖不在禁欲，惟务转依。转依者，转移此心之倾向也。知欲之不可禁，惟移此心之倾向而令其依于善。则念念向上，将邪欲不禁而自伏除。”所谓人生主创，也就是积极的人为，发挥人的创造性。熊十力说：“成能才是成性，这成的意义就是创。而所谓天性者，恰是由人创出来。”这也就是说无论道德、功业等都是由积极人为而成。正因如此，熊十力主张应该以创造欲转移代替占有欲。“人道极尊。当转化占有冲动，而为创造胜能。如学术上之灵思独辟、宗教上之超越感（哲学家亦有此）、道德上极纯洁崇高之价值，不期而引人瞻天仰日之信念。政治与社会上重大之革新，使群众同蒙其福利。凡此，皆谓之创造。人生一息而缺乏创造胜能，即占有冲动乘机思逞。占有冲动横溢，人则物化，而丧其生命。故创造者，资养生命之粮，不可一日不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