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仁爱为本，反对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法则。物竞天择虽是一时救亡图存之策，但从根本上而言，毕竟不合乎人们应有的道德观念。所以秉持人文关怀的人，就不时地对其发出质疑。杜亚泉认为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观念，使人失去善恶美丑是非观念的判断，使人陷于悲观心理，强者恣肆无忌，弱者自暴自弃。“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惨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觉自然之迫压，生活之难关，既临于吾人头上而无可抵抗，地狱相之人生，修罗场之世界，复横于吾人之眼前而不能幸免，于是社会之各方面，悉现凄怆之色。悲观主义之下，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胜者，使人为劣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其抱极端之厌世主义者，以为死后之名，不如生前之酒，则有纯酒妇人以自弃其身者，其抱极端之奋斗主义者，以为我不杀人，毋宁自杀，则有行险侥幸以自戕其生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质疑生存竞争法则的声音越来越强。严复，这位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也开始反对生存竞争的法则，主张以人道而不是富强作为人类最高法则。正是出于对生存竞争法则的质疑，人文主义者主张以仁爱作为人类准则。辜鸿铭说：“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深处——心灵的激越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熊十力也提出人生必须有感的主张。“吾人之生也，必有感触，而后可以为人。感触大者，则为大人。感触小者，则为小人。绝无感触者，则一禽兽而已。”熊十力所说的“感”也就是民胞物与之感。感是仁的基础，无感也就不可能有仁人之心。“仁人之心，须与群生痛痒相关。否则麻木不仁，非人类矣。”
　　3.反对科学一元主义，坚守信仰的价值。甲午战后，科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特别是以新派自居的人的心目中取得了崇高地位。正是这种对科学的崇拜，造成中国知识界很多人的唯科学主义思维方式与信仰。所谓唯科学主义，有人将其定义为“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所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惟一手段”。在近代中国，科学至少有三层含义：科学知识、科学思维方式、科学精神。唯科学主义最主要的就是对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精神的崇拜。最能代表这种崇拜的就是胡适倡导的“拿证据来”和“怀疑精神”。这种科学一元主义的思维方式，严重冲击着人们的信仰和道德观念，冲击着人文主义的基础。这就不能不引起人文主义者对这种科学一元观的反思。首先，人文主义者反对怀疑一切的思维方式，强调信仰对人安身立命的重要性。吴宓说：“徒虚心怀疑而无信仰，则终迷惘消极而无所成就。”五四时期新文化大将罗家伦后来也说：“一切人类的伟迹，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何曾不是以信仰为基础？若是一个人对于自己所学的，所做的都没有信心，那还说什么？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还不敢相信，那不但这事业不会有成就，而且自己的生命也就没有意义……若持绝对的怀疑论，那必至否定一切，毁灭一切而后已。”提起信仰，不能不谈到宗教。因为相对于世俗的种种主义而言，宗教有其科学方法、逻辑思维不能证明之处，宗教的仪式也有似迷信。所以科学一元主义者，都把宗教视为迷信，是骗人的东西。对此，人文主义者认为对宗教应有正确的看法。第一，宗教是道德的源泉。辜鸿铭说：“宗教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能够使普通大众服从并严格地遵守道德。”宗教之所以能使人信仰，在于它符合了人们内心深处对道德的要求。不是因为人们信奉宗教才信奉上帝，而是上帝代表着人们心目中的道德源泉。辜鸿铭说：“以为使人们服从道德规范的力量来自信仰上帝，这是错误的。马丁·路德在评述一部希伯来预言著作时说过：‘上帝不过是人们心中忠诚、信义、希望和慈爱所在，心目中有了忠诚、信义、希望和慈爱，上帝就是真实的，相反，上帝则成为虚幻。’”第二，宗教能激发人类之爱的美好感情。辜鸿铭说：“正如我们所知，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创始者，都是性格特殊，感情强烈的人。这使得他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爱，或称为人类之爱……这种爱使宗教具有了感染力，它是宗教的灵魂。”第三，宗教使人谦卑自牧。吴宓说：“宗教之主旨为谦卑自牧……惟内心谦卑之人为能克己。人不能克己，则道德必无所成。谦卑为宗教之本，克己为道德之源。此所以宗教实足辅助道德，而若宗教全然熄灭，则道德亦必不能苟存也。”第四，宗教和人类理性并不冲突。贺麟说：“信仰与迷信根本有别，迷信起于愚昧，代表未开化的民族，未受科学教育的人民的原始心理。而信仰乃基于知识。惟有受过科学教育的洗礼和启蒙运动开导的文明人，方足以言信仰。迷信可为科学知识所祛除净尽，而信仰不仅非科学知识所能推翻，而且有时科学知识反而可以加强我们的信仰。”贺麟又认为：“真正的伟大的宗教或道德的信仰的养成，多是出于大智慧、大悲悯，出于真知灼见和理性的直观。每每须经历过极大的忧患、极深的怀疑，有看破一切，超出世俗的襟怀的人，如大宗教家、诗人、哲学家、科学家，才能达到深刻的宗教或道德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建筑在深厚的爱人类与爱智慧的两大基石上……绝非科学……所能动摇。”其次，人文主义者认为应该正确对待科学。第一，人文主义者并不菲薄科学。熊十力说：“若有一个不挟偏见的中国学者，他必定不抹杀西人努力知识底成绩，并不反对知识……如自然对于人生底种种妨害，以及社会上许多不平的问题，如君民间的不平，男女间的不平，如此等类，都缘于科学发展，乃得逐渐谋以解决。”第二，人文主义者认为，科学的功用有其范围，不能越俎代庖。缪凤林说：“余尝博观科学哲学之梗概，穷究宗教伦理之精微，恍然于二者之间各有领域，无异白黑之不能相紊，其于人生之不可或缺，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彼奉人道而薄科哲，固足征其褊隘；徒崇科学而非人道，亦自绝夫正路。”景昌极说：“凡恒人所可经验者，不待宗教。恒人所不可经验者，无用于科学。真正科学，必不犯宗教。”第三，人文主义者认为，理智认识有其局限性。胡稷咸说：“理智之能力，究属有限。自由意志问题、上帝存在问题，灵魂不朽问题，皆非理智所可解决。故理智所不能穷者，惟有归诸信仰而已。”吴宓也认为应该以信仰济理智之穷。“宇宙间之事物，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可知者有限，不可知者无穷，故须以信仰及幻想济理智之穷，而不可强求知其所不能知……又须以宗教道德成科学之美，而不可以以已所知者为自足而败坏一切。”总之，人文主义者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价值理性的善恶问题，价值理性的探讨，只能归诸宗教、道德。最后，关于信与疑，人文主义者认为人必须有确信，过疑之害甚于过信。景昌极在评论道德制度时指出，过信之弊在于不知变通，过疑将丧失道德。“过信社会上之道德制度，其流弊如此。然则一切不信若何？曰：其流弊有甚于此者。既于社会上一切道德制度而皆不信，不啻信一己之行事，无待于导引，无待于裁制。既不信他，势必信自。纵情恣欲，将无忌惮。人各纵其情，各恣其欲，悍然不受任何导引与裁制，天下尚可一朝居乎。故曰：恶法犹胜于无法。过信犹胜于过不信。”吴宓说：“宗教与迷信，犹医药之于疾病。今人动斥宗教为迷信，遂欲举宗教而歼除之——呜呼！误矣。迷信属于仪式者，即不能革而听其暂存。其为害于世尚浅，今以不慊于仪式之故而去宗教，绝道德，岂特犯投鼠忌器之嫌，抑且真有率兽食人之事矣。”当然，人文主义者并不是禁止人怀疑，而是反对怀疑一切。更希望由消极的怀疑，进到积极的确信。胡稷咸说：“与批评态度相似而偏于消极者，则为怀疑。究极言之，怀疑仅为批评之初步。由怀疑进至思索推想而有积极之判断，方为批评。”这也就是说由消极怀疑，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进而理性思索判断，而有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