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坚持道德为社会和谐、身心和谐所必须，反对道德相对主义。或出于反传统的需要，或受进化论的影响，所谓的新派人物，大多支持道德相对主义，反对有绝对的道德观念。陈定谟说：“我不承认据一种道德律足以判断人类一切的行为宜与不宜。因为某种道德必以处于某社会环境一定条件之下而后有其意义与价值。环境变，则道德观念亦必随之而变。若仍以一成不变的道德，来判断环境已变的人类行为，非愚便诬了。”我们不能说这种解释完全不对。但从其效果而言，这种道德相对主义会造成此一是非，彼一是非，社会失去可遵守的共同道德。正是出于这种忧虑，人文主义者强调道德有其本体。吴宓说：“吾信有各种‘绝对’（又曰纯正）观念之存在……惟然，故吾信世间有绝对之善，绝对之恶，绝对之是，绝对之非，乃至绝对之美，之丑。由是类及。盖善恶是非美丑，皆观念也。仁义礼智，慈惠贞廉，亦观念也……此诸观念所附丽之实体，所藉以表现之外物，则千差万别，时刻转变。常人只能见此实体外物，而由是间接以知观念。故每感其繁杂淆乱，迁转靡常，遂堕于迷惘，甚或悍然曰：世间无所谓善恶是非美丑，从人之所好，设词以强欺而已。此其误。”人文主义者相信，道德是维持人类社会所必需，且必有相通之道德。道德不仅是维持人类社会所必需，也是个人身心和谐所必需。第一，道德是人内在情感的要求。梁漱溟说：“道德是一种力量，没有力量不成道德……我们的行动的背后，都有情感与意志的存在（或者说都有情感要求在内）。情感要求越直接，越有力量；情感要求越深细，越有味道。”第二，道德是人生趣味、意义的一种表现。梁漱溟说：“人生不能无趣味，没有趣味就不能活下去。道德是最深最永的趣味，因为道德乃是生命的和谐，也就是人生的艺术。所谓生命的和谐，即人生生理心理——知、情、意的和谐；同时亦是我的生命与社会其他的人的生命的和谐。”
　　5.反对功利人生，追求美化人生。所谓功利人生，就是算计的人生，处处问一个为什么，有什么用，以功效作为判断人生的标准。在近代，提倡功利人生的代表人物当属胡适。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墨子主张的功利人生大加赞赏，对儒家所讲求的“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颇有微词。胡适认为墨家哲学最值得称赞的有两点。一是讲求实用。“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知道那事物的用处，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为什么呢？因为事事物物既是为应用的，若不能应用，便失去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应该改良了。”二是讲求实利。“儒家说：‘义也者，宜也。’宜即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墨家说：‘义利也。’便进一层说，说凡事如此做去便可有利的即是‘义的’。因为如此做才有利，所以‘应该’如此做。义所以为‘宜’，正因其为‘利’。”胡适对只讲应该，不管实用的观念，颇有微词。胡适说：“大凡天下人没有不会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的，正如瞎子虽不曾见过白黑，也会说白黑的界说。须是到了实际上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界说是没有用的。高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是如此……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来应用。”人文主义者反对以功利作为人生最高标准。其一，人是有情感的，不是机械。罗家伦说：“我相信人类终究是富有感情的。惟其富有感情，所以才不是机械，不能当作工具利用。”朱光潜说：“如果纯任理智……离开情感，音乐只是空气的震动，图画只是涂着颜色的纸，文学只是联串起来的字。”其二，以功利为人生最高标准，不但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也丧失人生趣味。梁漱溟说：“最与仁相违的生活就是算账的生活……算计不必为恶，然算计实惟一妨害仁的……像墨子那样办法使人完全成了机械，要窒息而死。”梁启超说：“吾侪确信‘人生’的意义不是用算盘可以算得出来。吾侪确信人类只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并非为求得何种效率而生活。”其三，人文主义者不仅反对一味追求功效的生活，而且追求一种陶冶情感的闲暇人生。罗家伦说：“在现代机械文明工业社会里面，谁都容易感觉到生活的紧张、干枯和单调。因此而更感觉到厌倦、烦闷和不安。有的是情感的刺激，无的是情感的安慰。”效率固紧要，情感的调剂也同样重要。吴宓说：“其所谓闲暇者，既非工作，亦非游戏，乃谓以人之智力专用于高尚之思想，及美术诗文宗教之域，使人觉有超乎一己之上，而又确为我心目中一切实境之根据者；使人视己之生涯，不以目前有形得失，及过倾即灭之我为标准，而以永远之价值为归宿焉。”
　　中国近代人文主义主张是对生活尽善尽美的一种渴望。虽然这种渴望近似乌托邦，但人类不能没有这种希望。否则，人们必然感到生命的空虚，以及对人类信心的丧失。虽然有恶，我们不能对善失去信心；虽然有丑，我们不能对美丧失信心。人生不只有现实的“是”，还有价值的“应该”。
　　
　　注释
　　①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28、53、53、56页。②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7—348、416、36—37、460页。③⑥⑦⑧⑩胡晓明编《熊十力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50、149、147、157、251、149、156、105、148、118、41页。④⑤⑨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8、458、154、455、461—462页。徐葆耕编《吴宓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1、90、92、88、20、90页。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页。罗家伦：《写给青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165、124、153页。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7、92页。缪凤林：《人道论发凡》，《学衡》第46期。景昌极：《论学生拥护宗教之必要》，《学衡》第6期。胡稷咸：《批评态度的精神改造运动》，《学衡》第75期。景昌极：《信与疑》，《学衡》第47期。陈定谟：《社会科学的行为中心说》，《东方杂志》第22卷第8号。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6、87页。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8，119，120页。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