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 键 词：史实真相自我审视学科规范历史人物评价
　　论文内容提要：史实真相的揭示是历史人物评价的第一步，也是困难重重的一步。这不仅是因为史实常与当下的利害关系相纠缠，其真相的揭示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干扰阻碍，同时也由于学科规范的欠缺，规范在检视、识别和纠错上的功效甚微，使得被歪曲或掩盖的史实真相不能及时地获得纠正。
　　
　　“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说是历史学中的“老、大、难”问题，“老”、“大”两字，可以不必解释，说它“难”，那是因为一个适当的评价，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对史实真相的把握；另一方面取决于我们的评说标准是否合理，两者缺一不可。
　　
　　澄清真相谈何容易
　　
　　通常，我们总是相信事实是可以说清楚的，日常生活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史实（诸如“昨晚邻家猫生子”之类）总是说得清的。评价可以不同，事实必须说清楚。一位历史学者如果对史实真相有所隐瞒、夸大、歪曲、甚至篡改，那就违反了学科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就该受到批评或谴责。不过，就历史学的现场来看，要做到这一点，困难实在不少。
　　众所周知，历史中有许多史实真相说不清，是由材料的缺乏所造成，这可以称之为客观的原因。然而，并非只有客观原因。西方历史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史实“说不清”的主观原因，比如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就“造成历史学家之间意见不一致的因素”，列出了“个人的偏好”、“集体的偏见”、“各种互相冲突的有关历史解说的理论”、“根本的哲学冲突”等原因［１］。其实，从根子上说，史实真相的“说不清”都是由人们的“利益关系”的差异、或冲突所造成。人们能够理解因为史料的不充分而造成的说不清，却不太注意因“利益关系”的差异、对立而造成的对史实真相的隐瞒、歪曲和篡改。史学家汤因比对此曾有深切的体会，他说；斯堪的那维亚人究竟可曾对早期俄国历史做过什么贡献？在公元６世纪和７世纪，斯拉夫人究竟把希腊人赶出多远——今天的希腊人是大部分来自这些斯拉夫人，还是仍为纯粹的希腊人？罗马尼亚人是先于马扎尔人来到匈牙利呢，还是在马扎尔人已在喀尔巴阡盆地安家后才来到此地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按照政治——民族的路子来长篇大论地进行讨论的。只要政治上不卷进去的人，很快就会发现隐藏在这些论据后面的偏见［２］。显然，因为涉及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史实真相就不容易说得清。或许历史学家“心里明白”，但他只能缄口不言，或者有所隐瞒，甚至不得不有所歪曲和篡改。由此可见，史实真相之说得清或说不清，全看史实与我们的关系。过去的史实一旦直接或间接地与当下人们的利益得失扯上了关系，它就不容易说清。
　　自然科学的事实一般是中性的，社会历史学科中的事实则牵涉到人们的利益关系，在这个领域里，肯定或否定一个史实，揭示或掩盖一个真相，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符合历史实际的问题，还纠缠着对谁有利、对谁有害的问题。这一点，其实马克思早已有所论述。［３］而且，有例可举。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列宁曾最后一次回到莫斯科，“对于这次莫斯科之行，苏联时期的记载颇为奇怪。起初根本不提列宁曾经回莫斯科一事。后来，虽然提了，但把日期限定在１０月１９日，并且说一共呆了２－３个小时。最后，才承认列宁在１８－１９日回过莫斯科（四、五种传记、年谱），但所说的行程各不相同。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这中间隐藏着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４］。因为涉及当年苏联领导人的利益问题，史实真相就不允许你把它说清。史学家古奇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一书中，也列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事例：意大利的王公拒绝穆拉托里查阅他们档案的要求，理由是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否定他们领土权力的证据。詹姆斯派的卡特因为在附注中提到一个英国人的瘰疠症由于“僭望王位者”的抚摸而获得痊愈，便被撤消了伦敦市参议会授予的补助金，而他的著作也不让出售。一个老投石党人梅泽雷，由于对路易十四的先人的财政措施作了一些批评，结果被剥夺了养老金。姜诺内为了他的那不勒斯王国史而被流放，后来死于狱中。弗雷雷因为主张法兰克人不属于高卢族，而被投入巴士底狱。这样的事例，在中外的历史上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古奇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几乎同新闻记者一样的危险，因为能够让历史学家勇敢而公正地说出历史真相的条件少而又少，在历史学中，因害怕而未能说出历史真相的，远比已经写出、说出的要多得多［５］。人们常说，“阐明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历史学的基本规范，倘若社会未能建立有效的“生存保障”而要求历史学者都像南史氏、董狐那样为秉笔直书而冒死以赴，这样的规范非常人所能做到。于是，通称的做法只能委屈史实，让真相保持沉默。
　　借用克罗齐的说法，历史编年处理的是“死的历史”，历史评价涉及的是“活的历史”，“活的历史”也就是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发生联系、显示意义的历史，也就是最不容易说清楚的历史。相信史实真相总是可以说得清的，那是把历史研究看得过于简单了。
　　
　　“自我审视”与等待时机
　　
　　下面所录的一段话，虽写于２０多年前，但现在还很难说是已经过时。这段文字是这么写的：历史研究是以真实为基础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样就怎样，秉笔直书，不应有所避忌。……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却不同。一个事件、一种情况该不该讲，有“时机”问题，有“策略”问题。……应不应讲，什么时候讲，讲些什么，从政治上考虑都不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的。如果与此有牵连的历史问题（特别是现代史），其内容、趋向，与现实中的主题精神相一致，那自然好。但历史上的主题内容，论证起来与现实中的主题不协调、有分歧是经常的。碰上这种情况时如何抉择呢？不必迟疑，我们的历史工作者应首先尊重现实中的主题。这不是历史家放弃自己的职责，而是论证历史问题的任务与现实中之斗争的任务有轻重缓急之别。把进入历史档案中的问题暂时放置不做，将来可做，后人可做。这与涂抹篡改者不同，无损于历史家的风格。这样做，是历史家与人民在现实中统一步调，保持一致，恰是表现其政治上的严肃性，同时也无害于历史科学［６］。
　　从学理上说，当一门学科的研究，在陈述其研究结果或者事实真相时，不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还要看一看它是不是与现实主题相协调、相一致。这种学科的研究状况很难使人把它与科学精神、科学品格相联系。然而，这种有违科学精神的现象在中外的史学史上是普遍地存在，即许多历史学者会自觉或不直觉地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自我审视”，审视其与现实主题的关系，以便决定哪些是可以径情直遂、秉笔直书的；哪些是应该缄口不言、避而不谈的。然而，就破坏史实的真实性而言：缄口不言、避而不谈与涂抹、篡改，或许也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