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的“自我审视”，造成了历史研究领域的一种怪现象。比如，潘旭澜先生在《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一文中讲到的“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７］，这原本是不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做什么考订发掘才能发现的问题。有关的史料不仅很多，而且也很容易获得。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史学界却一直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或是有意地粉饰掩盖。在这些研究领域里，研究者似乎不想去争什么历史事实的“发现权”或史实真相的“揭发权”，而是等待恰当的时机；不径情直遂，而是有所斟酌，甚至缄口不言、避而不谈。结果，一些史实的真相，原先是说得清的；后来却又说不清了；现在则又要花些功夫去把它说清楚。一些涉及历史人物的理解、评说问题，常常是说得早不如说得巧。这里所谓的“巧”，意思是指说得恰逢其时、恰到好处。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上的一些新观点，有不少都属于这类情况。如果我们要追寻学科研究的“发明权”，那么，有些研究思路或角度，甚至有些具体的论述，早在２０世纪的前期就已经提出了，８０年代后的新观点，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新问题，仅仅是因现实主题的转换，恰逢其时、恰到好处的“旧话重提”。
　　恩格斯曾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８］，这当然是史学生存的最佳状态，也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场中的历史学者往往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职业道德和学术良知要求他毫无顾忌、径情直遂；另一方面，社会责任又要求他严格地审视自己的研究成果，避免与现实主题相背离。一旦他发现自己所揭示的史实真相与现实主题不协调，或者发现他的研究会影响或伤害他所服务的、甚至愿意为之献身的那个群体——民族、国家的利益，大多数历史学者会采取缄口不言、避而不谈，以等待适当的时机，其结果便是史实真相的被掩盖。
　　
　　学科规范功效甚微
　　
　　科学家的责任是说真话，历史学家自然也不例外。然而，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何保证这一点的实现，至今仍无有效的办法。《真理的社会史》一书告诉我们，科学家的说真话，不是靠研究者个人的道德品行，而是靠学科内在的一整套行为规则［９］。其实，真正对自然科学家起到一些约束、规范或制约作用的，不是形式上的学科规范，而是规范的正常运作和严格推行。正是后者使得人们能够发现谁在违反规则，谁在篡改、伪造实验数据，谁是隐瞒或剔除不利证据的“科学骗子”。正是规范的正常运作及其检视、识别和纠错功能，保证了自然科学家不太敢说假话。当然，科学中的不同门类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体而言，规范的运作越正常、越严格，其检视、识别和纠错功能越强，其对学者的约束作用就越明显；反之，则越弱、越不明显。
　　由此来看历史学科，毫无疑问，历史学是一门有着自身的学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学科。伊格尔斯在与海登·怀特争论“历史学是不是文学虚构”时就非常强调这一点［１０］。只是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的检视、识别、纠错的功能是较弱的，且常常未能正常运作、严格推行。仍以有关“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的讨论为例。“作伪的史料不能使用”，这是历史学的“处理证据的通性原则”，所以，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洪秀全的为人暴虐、嗜血成性、穷奢极欲、妻妾成群等记载，都被弃之不用，这似乎符合学科研究的规范。“相反的史料不能回避”，这也是历史学的“处理证据的通性原则”，现今，从“太平天国运动失败１４０周年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上的学者发言来看，潘旭澜先生的有关“洪秀全的真面目的”几点概括，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们的共识［１１］，有关洪秀全真面目的揭示，似乎正是依据这一条学科规范所得出的结论。但是，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原先被弃之不用的材料现今已是“历史真相的实录”而加以利用的这一转变，并不是靠学科规范自身的运作来实现的。
　　另外，叶书宗先生在《寻求历史的真实 写真实的历史——也谈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一文中，讲到苏联史学界对有关布哈林的史实真相及其评价的经过，也可以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一个案例。有关布哈林的真实史料早已存在，“作者确曾查阅过当时尚未解密的档案”，但他“却不根据事实来写历史”。直到２０年后，有关布哈林的史实真相才得到了澄清和纠正。［１２］但这时候的澄清和纠正也不是靠学科自身的发展（如史料的新发现）和学科规范的正确运作（学者依据学科规范的互相检视、纠错等）来实现的，而是俄罗斯的现实社会“允许、需要”这样的“澄清和纠正”。如果历史学的某些错误结论，不是靠学科规则自身的正常运作来加以纠正，而总是要等待现实主题的变换，那么，这些学科规则虽然不能说是毫无意义，不过至少在保证历史学的真实性上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上述的３点讨论，都只是涉及到有关“史实真相”揭示上的困难，都还是属于“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个方面，“历史人物评价”的另一个侧方，则牵涉到我们的评价尺度和评价标准。一旦进入到后一个领域，历史学所表现出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样多变、反复无常”特征似乎为其他学科所罕见。这构成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另一个方面的困难。不过，这已经属于另一类问题，需要专门的讨论。
　　
　　参考文献：
　　［１］沃尔什著，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何兆武、张文杰译． 历史哲学——导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０１－１０７
　　［２］汤因比． 汤因比论汤因比． 田汝康、金重远．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３２
　　［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１７
　　［４］郑异凡． 列宁在１９２３． 南方周末，２００５． ３． ２４
　　［５］古奇著，耿谈如译． 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９０－９１
　　［６］葛懋春、项观奇． 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上）． 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２７－１２８
　　［７］潘旭澜． 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 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４（９）
　　［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３５３
　　［９］史蒂文·夏平著，赵万里译． 真理的社会史． 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０］伊格尔斯与海登·怀特的辩论． 书写历史．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需要注意的是，伊格尔斯及本文所说的学科规范，与目前学术界所批评、谴责的抄袭、剽窃等现象不是一回事。
　　［１１］蔡宏俊，刘牧楠． 其兴也渤，其亡也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１４０周年历史经验学术研讨会综述． 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４（９）
　　［１２］叶书宗． 寻求历史的真实写真实的历史——也谈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５（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