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系统性思维方法
　　
　　周恩来一贯主张从全面和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说：“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11〕系统性思维是周恩来思维方法特征中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考虑问题，十分注重正确处理敌、我、友，主观需要与客观可能，国内形势和国际大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社会各基层人士的需求等关系。他是处理复杂问题和尖锐矛盾的行家能手。
　　建国后，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周恩来强调要保持各方面关系的相互协调和综合平衡。他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12〕他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包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经济建设出现“大跃进”，在全国出现的主观臆断和违背系统性思维的做法，一度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的失调。对此，周恩来及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主张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周恩来系统性思维方法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十分强调在系统中注意重点性，讲究系统与部分、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有机统一。他说：“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13〕
　　从全面出发的思维方法不仅体现在周恩来的工作中，而且渗透到他的人生哲学中。他认为：“一切必须从集体出发，倘若从个人出发，就一定很危险。”〔14〕他的一生总是站在整体和全局的角度考虑和处理问题。为了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他不怕牺牲个人的一切。
　　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周恩来都曾受到过不适当的批评、误解甚至打击，但是他总能以革命家的胸怀坦荡对待，以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为重，继续努力工作。1930年末和翌年初，为了避免由于党内存在严重意见分歧而可能导致党的分裂的危险，周恩来和瞿秋白承担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犯有所谓“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1956年周恩来同刘少奇、陈云等共同努力，纠正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这对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胜利完成“一五”计划，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半年多的时间中，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问题多次提出严厉批评，周恩来首当其冲。这自然使周恩来感到费解、不安和痛苦，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承担了责任，多次做了检讨。至于“文革”期间的忍辱负重，相忍为党，更是人所共知的。周恩来在1943年写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文中说道：“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15〕这里讲的“侮辱”，也就是要经得起误解、委屈，做到忍辱负重。周恩来的一生表明，他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 
    四、开放性思维方法
　　
　　周恩来在青年时代东渡日本，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深入到英、法、德进行调查研究，钻研理论，分析各种社会思潮，了解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这时，周恩来不仅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终身信仰，而且开阔了他的思维与眼界，奠定了他的开放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他，频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往，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开放思维方法。
　　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周恩来敏锐地认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及时发出向世界各国学习的号召。他指出：“一个民族和国家，其所以能够存在，总有它一些长处。尽管以往的社会制度一再改变，但人民是永生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民总是有自己的优秀的东西。”〔16〕因此，他说，我们“应该承认，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有短处才比出长处来，有缺点才比出优点来，……任何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17〕。同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闭关自守，应当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主要学习国外的什么?周恩来认为，一是学习各国好的经验、好的方法。他说：“凡是我们不懂不会的，都要去学。”〔18〕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二是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和贸易。随着国际格局的发展与变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我国不仅与苏联、东欧国家发展经济贸易，而且与西方国家发展通商。三是注重扩大科学技术交流。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技，周恩来主张派遣若干专家、优秀科技工作者以及大学毕业生到国外去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