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事件进展以及各方反应
　　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事件发生后，格桑泽仁于3月1日致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陈述事件经过。格桑泽仁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南京方面的支持。相反，鉴于康区复杂的形势以及事件可能导致的直接与刘文辉的冲突，国民政府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命令格桑泽仁回京待命。蒙藏委员会于3月28日复电令格桑泽仁“取消委员长，司令名义，回京报告”，并且令其“遵照中央命令，静候公平解决，勿使事情扩大，贻误边防。”5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也致电格桑泽仁，命其将西康省防军司令以及西康省建省委员长的称号“速即取消，速日回京报告。”很明显，南京国民政府虽有通过格桑泽仁钳制刘文辉的势力之意，但在康区的统治大权仍掌握在刘文辉手里的情况下，格桑泽仁贸然夺权的行为显然得不到支持。在格桑泽仁与刘文辉的矛盾没有进一步恶化，并且携手抗击藏军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对格桑泽仁予以了肯定，并积极将格桑泽仁纳入刘文辉的统治之下，以图康区的局势有根本性的好转。7月11日，攻打巴安的藏军撤回原防，据江而守。7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长蒋介石致电格桑泽仁，令军事政治“商承刘总指挥办理，以一事权”。随即国民政府参谋部致电格桑泽仁，对其抗击藏军的行动进行了表扬，同时令格桑泽仁“以本党立场国家观念，在刘总指挥指导之下努力奋斗，为西康改革之先驱。”C133
　　刘文辉方面。重新执掌康区主动权的刘文辉对于格桑泽仁提缴其部武器、组织省防军等事，虽然非常不满，但是仍把重心放在了抗击藏军方面。仅在康定组织了游行表示抗议，并派人到南京上告格桑泽仁“在康区造反，破坏治安”，寻求南京国民政府支持。4月，川军收复甘孜。5月，川军收复瞻化。6月，康藏战事局势稍微好转，刘文辉即派马成龙团从瞻化移防巴安。刘文辉以藏军侵占巴安为由，令马成龙率军援巴，随后又命傅德铨营赴巴安。
　　西藏地方政府方面。格桑泽仁与川军的冲突无疑给正在康区与刘文辉川军作战的藏军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机会。如果能够联合格桑泽仁反抗川军，局势将对藏军非常有利。于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先后派代表军官葛松得青、喇嘛普博等去巴安游说格桑泽仁，称格桑泽仁之举，“藏中自达赖以下，甚为欣慰”，并劝格桑泽仁“服从达赖，会兵进攻”。在遭到格桑泽仁拒绝之后，藏军又提出借道出兵，同样也遭到了拒绝。而此时因为盐井的贡噶喇嘛不肯缴纳其所提缴的二十四军驻盐井两个连的武器给格桑泽仁，格桑泽仁正出兵攻打贡噶喇嘛。贡噶喇嘛深知自己势力不足，遂向西藏驻军代本西哇冷巴求救，藏军于是借机率军大举进攻巴安。
　　格桑泽仁方面。对于中央命其回京待命的命令，格桑泽仁一面以人民“严辞峻责，痛哭疏解，不允卸肩”，僧民“强留维持”，“必俟中央派员到康接替，始许启程”的托辞加以搪塞，并称“康、藏两军，已经交战，泽仁以国防、乡土关系，惟有与各民军存亡相共，与藏周旋”，派党部书记黄子冀、干事杨润滋先行回京报告。一面，积极组织兵力，抗击藏军。
　　4月14日，藏军先头部队到达离巴安县城30余华里之茶树山，攻下了能控制巴安全城的制高点虎头山。格桑泽仁组织兵力积极反攻，双方战事激烈，互有伤亡。4月15日，格桑泽仁组织得力青年百余人，配合前沿部队，冲锋陷阵，击败藏军。藏军退到金沙江西岸，请求西藏地方政府派兵援助，准备再攻巴安。第一次进攻巴安失败后，藏军从盐井、宁静两县调来民众武装千余人，并加强了火力，随带一门英造大炮及多挺机枪，重渡金沙江，再度占领茶树山，妄图攻下巴安城n豹。5月16日，西藏驻军代本西哇冷巴率藏军4000余人猛袭巴安。藏军乘势推进，占据南郊多幢楼房(离巴安仅隔小巴河)，同时盐井民兵占据了巴曲河西岸村庄。格桑泽仁组织多次反击，但未能奏效，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此时，巴安南北两路交通，早已被藏军截断。格桑泽仁独守空城，兵疲弹缺。无赖之下，格桑泽仁只能派员赴康定，向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求救。此时，二十四军正在甘白前线，无力顾巴，仅拨给七九步枪弹4箱，手榴弹两箱。
　　6月，侵犯康北之藏军，败退金沙江以西拒守，刘文辉以藏军侵占巴安为由，令马成龙率军援巴，随后又命傅德铨营赴巴安。藏军企图在援兵未到之前攻破巴安县城，对巴安发起了最终的猛攻。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格桑泽仁“潜离巴塘，指挥在下游之茨郎洛松、格桑月喜第四五两指挥民军，向江卡方面再度进攻”。藏军得知在康北的部队失败，加上巴安久攻不下，又闻四方援兵陆续前来，怕腹面受敌，于是伙同盐井民兵全部撤回原防，据江而守，格藏之战停息。
　　潜离巴塘的格桑泽仁虽取得胜利，但马成龙团即将达到巴安，格桑泽仁只得经云南返回南京。马成龙团重新控制巴安以后，即对格派进行屠杀、镇压，将杨朝宗、吉村曲批、赵跃中、曾伯麟4人杀害。后经巴塘地方乡绅以及康宁寺堪布、活佛出面调解，制止了马团的镇压，结束了巴塘事变。
　　
　　3、事件失败的原因
　　格桑泽仁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事件发生时的政治环境对格桑泽仁非常不利，格桑泽仁得不到有利的外援支持，只能孤军作战。国民党中央方面，格桑泽仁发动事变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国民党中央将注意力转向了东北。对于“大白事件”、康藏交战局面，国民政府极力和平调解纠纷，蒙藏委员会尚令特派员唐柯三“缓和处置”。因此，对于格桑泽仁发动事变，提缴驻巴安防军的军械这种乱上加乱的行为，国民政府不可能支持。相反，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等部门多次致电格桑泽仁令其撤销西康省防军司令以及西康省建省委员长的称号，并回京待命。在格桑泽仁与藏军交战过程中，格桑泽仁曾致电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陈述其作战经过，并称“孤军无援，终有力竭声嘶，弹尽粮尽之一日”，并恳请中央政府“速于援助，俾西陲国防，不致沦为东北之续”，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7月11日，藏军撤回原防，据江而守之后。格桑泽仁致电蒙藏委员会，认为康藏问题，“非以武力收复昌都以东，不能言交涉”，建议“继续努力”，“规复昌都”，此论也没有得到支持，蒋介石回复“在此国家多事之秋，似可不必”。而前期支持格桑泽仁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也不会轻易开罪刘文辉，只能作壁上观，不发一兵一卒援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