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耻感文化与崇尚暴力的价值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日本的民族性进行研究。《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一书的出版，在西方社会和日本本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该书从价值体系和文化模式上探讨了日本的民族性，“日本人是即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爱美；既桀骜自大却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屈能伸；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与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4]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而这些表现，如果从“耻感”出发，往往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日本文化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和“个人主义”，而是“耻感文化”和“集团主义”。
　　“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中表现为日本人道德观念薄弱。行为观念的是非与善恶不是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从内心去评价,而是依据周围人对自己行为的反映来判断,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自律性，因此,“耻辱感”可以说是日本人决定思维与行动方式的主要精神动力之一。[5]很大程度上耻感文化注重外界对自己的评价，自身缺乏发自内心的道德约束，因而行为很容易陷入盲目过激的地步。
　　这种文化心理培育了整个日本民族对暴力的崇尚，对战争的狂热。用一位著名的日本研究学者的话来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一旦发动起来,就永远不会主动停止下来的民族,除非有外力的强制作用，这正是对日本民族心理缺乏自主约束力状态的真实写照。而他们的残暴、贪婪、亡命、服从、好斗、刚愎自用、嗜血的一面，正是他们有耻感而无罪感的表现。耻感文化在客观上导致“崇尚暴力”价值观的泛滥。对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坏是对他们那极易受伤的自尊心的补偿，平日在现实压力下产生的耻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的过程中得到转移和发泄。
　　因此在“耻感文化”的指引下,日本人的忏悔和“罪感”的心理比较淡漠,所怀有的内疚及悔过,往往是因为受外界刺激而产生，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因此说，耻感文化是一种缺乏内心道德感制约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指导之下,日本政治、军事、外交策略直接受利益的制约比较明显,较少对道德因素进行权衡和考虑,具有很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在历史上中华文化圈势力强大时,日本主动地争取融入、接纳和吸收的政策;但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对比之下,日本开始以作为东方一员为耻,提出“脱亚入欧”,同时加入西方列强的队伍,开始了向邻国的侵略扩张,给东方文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三）神道教与军国主义的产生
　　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是日本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所在。可以说,日本的民族文化就是广义上的神道信仰。神道教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以传统的民间信仰为基础,吸收佛教、儒教等思想而逐渐系统化、理论化,不仅在传统的宗教实践中形成了以遵照天照大神为中心的宗教信念,而且还构成了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诚心尊奉的道德、情操、礼仪,形成了日本人对生活的态度和对事物的基本看法。
　　神道教宣称日本为神造之国——即为“神国”，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这种“神国”观念使日本人认为自己在世界上有着绝对优越地位，他们负有统治世界的神圣使命。正是日本人作为“神的子民“的优越感和岛国国民所特有的封闭性，使他们产生了排斥他者的“集体意识“。在这种“集体意识”支配下，日本人会对被征服者作一些他们彼此之间从来不做的事、他们会在被侵略国做一些在日本国内从来不做的事情。
　　由于神道是以日本神话以及对皇室的崇拜为基础，因此受到日本民族主义者的欢迎，成为统治者统一团结日本的工具。宣称“神皇一统”、“万世一系”的神国观念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人为强化，发展成为日本人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把天皇当作“现人神”吹捧，导致人们对天皇的迷信和崇拜，而系统化了的神道教又极力地鼓吹把为国献身的人当作神一样的敬仰和供奉，导致普通民众对战争的认识完全失去理性认识。二战中，日本统治者又在其教义中加进“圣战”、“八肱一宇”等内容, 鼓吹战争，鼓吹对外侵略，宣扬为天皇而战，死而尽忠。将国家神道的恶性发展到极点, 神道教由普通的民间宗教发展成为国家神道，成为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的精神支柱，使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有了舆论宣传上的思想基础。
　　此外，日本军国主义传统的形成又和日本的武士道、天皇制密切相关。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 “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凶悍尚武的特点和动辄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倾向。与军国主义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因素是天皇制。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统一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别有用心的军国主义者利用天皇制、国粹主义等观念煽动起民族盲目好战的劣根性，把日本民族推向了向外征战、侵略、扩张的道路。
　　可以说，日本文化中的神道教是日本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的理论渊源，而日本文化隐藏的浓厚的军国主义基因又是日本侵略成性、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根源所在。
　　（四）集团主义与日本对外侵略
　　在考察日本的文化现象时，有这样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即集团主义精神不仅对其国民性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民族性格还影响到思想领域和国家政治上。[6]日本人历来有一种传统,即崇尚集团主义。在一个集团中，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协调着人际和权力关系，使人们能有效合作。
　　集团主义使人们注重内部团结，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有时甚至需要压抑个性来迎合集体的“和谐”。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集团主义既能把个人的力量放大，也能把个人的责任缩小。但与此同时，对由集团所作的决定，只有集体可以承担责任，这就削弱了每个人承担后果的责任感。集团主义在强调内部和谐一致的同时，对集团外部却有很强的排外性和封闭性。
　　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的长期作用培养了日本人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因此以集团为本位的日本社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具有独立人格之个体的存在，而是集团主义精神。集团主义发展的最终归宿是所谓“忠君爱国”，就是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引导下，抑制和放弃自我、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和国家。在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集团主义的变种——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军国主义被作为军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造就了无数愚昧、狂热的军人。使日本军人在战争当中无视人道主义、无视宗教道德、无视生命价值。我们不能不承认近代日本为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在国民动员方面的成功——这种成功不是凭借一时的宣传与说教、而是源于长期的集团主义熏陶所养成的牺牲精神与惟命是从精神。只是这种成功越显赫，它给被侵略国家造成的伤害就越大，其自身的失败也就越惨重。
　　强烈的集团主义情结使许多日本人至今不能对当年发动的对外略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地反省。对于强调集体观念、认同等级制度、恩义大于是非善恶的日本人来说，战争中的杀人行为不过是执行上级命令而已，因此很难有很深的道义负疚感。许多日本人至今仍然认为：当年的对外侵略战争不是个别人发动的，而是全民族的集体行动，不应怪罪个人。日本人“独特的”集团主义不仅为战争罪犯开脱罪责提供了“道义”的依据，同时也为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培植着思想的根基，应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思考。[7]
　　综上所述，日本文化中无论是岛国情结，还是耻感文化心态；无论是神道理论、军国主义思想，还是集团主义、武士道精神都是研究日本民族心态，探讨日本在近代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文化上不可忽视的原因。由此有助于更深刻的认识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原因。
　　
　　[参 考 文 献]
　　(1)李刚.犁与刀: 百年中日问题忧思录(M).重庆：中国三峡出版社，2005.
　　(2)朱定秀 .日本文化的特征与日本民族活力(Ｊ).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9（10）．
　　(3)(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5)(日)川口敦司.从当代日本媒体社会看耻辱感文化(J).浙江师大学报，2000(4).
　　(6)苑崇利.试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源(J).外交学院学报，2003 （2）.
　　(7)章晴文.关于日本文化本质属性的思考(J).合肥工业大学学院（社会科学版），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