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措无新意的考课黜陟
　　
　　辽金元的考课黜陟制度，基本上是对唐宋考课黜陟制度的模仿，新意不多。作为官吏管理中的基本规范，这些制度在廉政方面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建设性不强。
　　辽国的考课黜陟是与铨选和监察结合进行的，重在监察。史载：“辽圣宗统和九年七月，诏诸道举才行，察贪酷。十年，命参知政事邢抱朴按察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十二年六月，诏州县长吏有才能无过者，减一资考任之。太平六年十二月，诏北面诸部，廉察州县及石烈弥里之官，不治者罢之。又诏大小职官，有贪残虐民者，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立罢之，终身不录。其不廉直，虽处重任，即代之。能清勤自励者，在卑位亦听荐拔。”辽兴宗时，“重熙十一年七月，诏外路官勤瘁正直者，考满代不治事者，即易。”这些记载说明，辽国有了任期、考满等相关制度，但始终不够健全。
　　金国考课制度从金太宗时就开始建立。天会四年(1126年)，“高庆裔设磨勘法，仕宦者多夺官”。所谓磨勘法，是按官员任职资历进行考核。海陵王正隆初年，又设立廉察制度。到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对地方官吏建立了以劝农作为考课殿最的标准。至泰和四年(1204年)，金国最终仿照唐制建立了“四善十七最”考课办法，标志着金国的考课制度建设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但是，由于金国整体制度上的局限，他们学来了唐代考课制度的条文，但却难以把握唐代考课制度的实质，所以在执行上并不稳定，而且基本上流于形式。例如金宣宗时，李英就批评金国的四善十七最之法“徒具虚文”，要求恢复大定年间分遣使者考察廉能之制。显然，金国的汉化考课制度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
　　元代考课制度按职官考课和吏员考课两类分别进行。职官考课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不像唐宋那样一年一次，而是一任只考课一次，任满为一考。这样，考课的间隔时间比其他朝代都要长得多。考课与叙阶的关系如下：“理考通以三十月为则。内任官率一考升一等，十五月进一阶。京官率一考，视外任减一资。外任官或一考进一阶，或两考升一等，或三考升二等。四品则内外考通理。此秋毫不可越。然前任少，则后任足之，或前任多，则后任累之。一考者及二十七月，两考者及五十七月(作者注：按上下文，五十七月的数字可能有误，《续通考》指出了这一错误，并指出五十七疑为五十四之误。但元代制度涉及到数字总是以七为尾数，或者本来如此也未可知)，三考者及八十一月以上，遇升则借升，而补以后任，此又其权衡也。”考课由中书省和各行中书省进行，由御史台和肃政廉访司监督。在考课的具体内容上，元代对地方官要求比较具体。至元年间规定，地方守令任满，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五事磨勘。五事备者为上选，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有成者为中选，依常例迁转；四事不备者，添一资；五事俱不举者，降一等。从制度的角度看，元代的考课，其作用更多地反映在叙资升迁方面，官吏的功过考核，主要不靠考课制度，而是靠御史监察制度进行。
　　从整体来看，辽金元的廉政制度，在体系上、内容上和操作效果上都无法与唐宋相比。在整个中国古代的廉政制度发展史上，辽金元呈现出了一定的制度性偏失和倒退，在廉政效果上几乎无可称道。辽金元尤其是元朝的垮台，与其迅速腐败有直接关联。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性的偏失和倒退，在客观效果上又起到了清理原有制度积弊的作用，为后续王朝下一步的制度发展清理了基础，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