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湘赣边界特委 袁文才 王佐

　　[论文摘 要] 在井冈山斗争史中，袁、王被杀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源于袁、王被杀的原因很多，也很真一杂，笔者认为，在众多的原因中，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两者的矛盾不解决，即使没有中央“六人”决议案以及“罗克绍事件”，袁、王被杀也在所难免。
　　
　　在井冈山斗争史中，袁文才、王佐(以下简称袁、王)被杀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源于袁、王被杀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笔者认为，在众多的原因中，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它原因如中央“六大”决议案以及“罗克绍事件”等都是次要因素，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些分析。
　　
　　一、不断加剧的土客籍矛盾是造成袁、王被杀的客观因素
　　
　　湘赣边界除了受地方主义、家族观念的影响外，还有就是土客籍之间的矛盾特别深。土客籍问题，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特殊而尖锐的问题，是历史上遗留、沿袭下来的恶习。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明显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还发生激烈的争斗。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等都存在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这个问题开始并未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从三湾改编到茅坪安家期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龙超清、刘辉霄与客籍革命派袁文才、刘克犹等配合很默契，他们之间还曾共同控制宁冈达一年之久。可后来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矛盾便渐渐显露出来了。
　　1927年底，宁冈县农协下通牒捉拿宁冈8个土豪，其中土籍有6个，客籍2个。有些跟土豪有某种裙带关系的土籍群众就说。打土豪他们土籍吃了亏。1928年2月间，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在工农兵政府主席的人选问题上，土客两籍又出现了相互倾轧的现象。对此，龙超清和袁文才还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和教育。然而，尽管毛泽东等人苦口婆心，陷入土客籍矛盾漩涡的龙超清、袁文才等人，为各自代表的一方利益所驱使，始终难以超脱，不能自拔，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愈陷愈深，致使土客籍矛盾愈演愈烈。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宁冈前后分了三次田都因土客籍矛盾而未能分好。边界“八月失败”时，因土籍豪绅的挑唆，土籍农民大部“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压迫客籍人。后来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土客籍矛盾因而进一步加深。
　　对于上述土客籍矛盾，毛泽东等人在边界时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使得土客两籍间的矛盾逐渐趋于缓和。为进一步消除矛盾，191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毛泽东还采取组织措施，把袁文才调任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随军下山。可是，在红四军与江西独立二、四团会师以后，袁文才、刘辉霄却私自离队，先后返回井冈山。此后，土客籍矛盾又悄然而起，并且因为宛希先被永新县委残酷杀害而陡然加剧。袁文才素与宛希先关系甚笃，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对宛希先被害极为愤慨，气愤得骂了永新县委，后来逐渐发展到与永新县委、湘赣边界特委对抗。加之袁文才向来只相信毛泽东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的话不太听。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袁文才对朱昌偕、龙超清等土籍领导人的命令往往置若罔闻，常常是“听编不听调”。袁文才对宁冈那种“土籍的党”的现象也很看不惯，因而在打土豪、分田、人事安排等问题上与宁冈土籍革命派首领龙超清等往往意见不和。
　　上述土客籍矛盾反映到党内，就形成了所谓“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一奇怪的现象，造成边界党内以土籍领袖龙超清、朱昌偕、王怀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同以客籍领袖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军事势力之间的对立。因此，土客籍矛盾的不断加剧是以朱昌偕、龙超清等土籍领导为主导的边界特委欲杀害衰、王的客观因素。
　　
　　二、边界特委几任领导人对袁、王的看法是造成袁、王被杀的主观因素
　　
　　1928年，在土客籍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边界特委一些负责人对袁文才等人的意见越来越大，几欲除之而后快，并曾多次向中央报告反映袁文才、王佐的问题，多次把袁、王归之于“土匪”之列，推向对立面。
　　1929年2月25日，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第十部分的关于土匪问题中写到：“边界的土匪有两部，一为袁文才，一为王佐部，历来盘踞井冈山，与各地的土豪劣绅作对，结下了很深的仇怨。王原为一缝衣工人，袁为学生出身，袁为宁冈人，宁冈客籍的首领。王为遂川，生长大小五井，各有群众，[以]枪枝三四百条。毛部初人宁时，用尽种种手段才将他二人拉住，介绍入党，后来委袁为三十二团团长，王为二营营长。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各[个]人，不信仰群众。袁王二人相赖[比]，则王较爽直，但都是个性很强，尤不接受批评的，为边界“特殊党员”。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口便而腹夸(?)，甚或全然不接受(如袁文才从前不主张宁冈分田，说宁冈农民根本不能革命)。所以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了，因为他们都有一部分群众，且均为当地的人民，而[来]一冲突起来，工作更加不好作。但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暴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他们群众的夺取，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
　　1929年8月，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第一部分的关于政治的第十点中写道：“边界政权的危机一足以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过去采取对土匪的敷衍政策现在已是不能再用的了。但若照六次全会所决定的干，则问题仍然是复杂不容易解决。因为土匪的头子是很多的，无论如何我们在此时要将他们一网而尽收之是不可能的事，边界天然的形势是利于藏匪的地方，要是不能肃清土匪则土匪必将与我为敌，国民党若因其有益而利导之以夹攻我们，则我们亦危矣。”在第五部分的急待决定的几个问题的第一点中写到：“土匪问题一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