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加了“洪武二十年定”这一时间标识外，二书此制内容完全一样，而“洪武二十年”就是《礼仪定式》的成书时间，此类情况甚多，兹不赘举。
　　但需要指出的是，万历《会典》在处理引自“纂辑诸书”条文时，并没有完全依照《重修凡例》“皆称年分，不用书名”的要求来做，有些条文并没有按成书年代标识。如《大明令。兵令》云：
　　凡军民以籍为定，军官头目，无得巧立名色，径行勾捉百姓充军。民户亦不得诈称各官军人贴户，躲避差役。果有在逃军人，在内申奉大都督府，在外申奉行申书省明文，方许勾取。
　　此制，被万历《会典》引入“军政一”小序中，文曰：国初重军役，严勾捕，著在令典。按大明令，凡军民以籍为定。军官头目无得巧立名色，径行勾捉百姓充军。民户亦不得诈称各官军人贴户，躲避差役，果有在逃军人，在内申奉都督府，在外申奉中书省明文，方许勾取。
　　显然，万历《会典》编纂时采取了一种灵活的处理方式。当然，万历《会典》征引“纂辑诸书”条文时所采取的“皆称年份，不用书名”的做法，也带来了纪年混乱、甚至错误的问题，关于此，笔者有另文谈及。
　　除此之外，明代会典还参考了其他一些经朝廷颁降的重要典制文献，如万历七年神宗就曾命史馆将《宗藩要例》“依拟刊布，纂入会典”。
　　其二，各衙门的见行事例、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见行事例”是指那些经“奏准”、“议准”、“奏定”和“议定”了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办事成例，是对大经大法的重要补充。会典纂修之初，先令六部等衙门将近年“见行事例，各令选委司属官，遵照体例，分类编集，审订折中，开具送馆”。然后再由史官润色，编人会典。当然，在分类编集各部门“见行事例”的过程中，尤其是涉及到有关田土、人口、税粮、茶马等具体数字时，需要“参以有司之籍册”，也即需要参考各衙门的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因而，各衙门见行事例、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都是明代会典的重要史料来源。
　　其三，历朝《实录》。《明实录》是关于明代历史的最完备的官修史书。其纂修时，在内取于诸司部院保存之奏章，在外则遣官分赴各省采辑先朝事迹，再加以留中之奏疏、传抄之邸报，其资料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再者，其采用编年记事，所载典制非常详备，历朝的朝政大事、典制兴废，尽现其中。明后期著名史学家王世贞曾指出，实录“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也即肯定它在记载典章制度方面具有他书不能代替的优势。正因如此，纂修《明会典》时，史官们“尽发金匮石室之藏”，将历朝《实录》作为重要的依据。然《明实录》属长编性质的史书，非专门的典制史，其中多为叙述性语言，故而万历《会典》征引时，多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提炼。如存恤之制正统三年之内容，《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云：“先是，行在兵部奏：在京新军各卫专委官员存恤，今往往逃亡，……上以掌印官姑从宽贷存恤官，若新军逃亡逾二百人者，罚俸五月，逾百人者，罚俸三月。不及百人者，罚俸二月。如更蹈前失，俱治罪不宥。”此制，万历《会典》仅提取了最后结果：“(正统)三年，令新军逃亡过二百人者，该卫存恤官罚俸五个月。过百人者，三个月。不及百人者，两个月。”对《明实录》资料的征引多类此，这也充分显示出典制专书与史料长编在行文上的不同风格。
　　以上三个方面，无论是本朝颁降诸书，各衙门见行事例、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还是历朝《实录》，都是明代典制的珍贵资料，在今天看来已都属第一手资料，而在此基础上编定的《明会典》，自然也就具有了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为明代的官修法典，《明会典》由皇帝亲自作序、下诏颁行天下，其权威性无疑是很高的，在社会上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它使得明代社会秩序在很多方面有法可依，为明代政权的有序运行提供了法律保障。这一点毋庸赘言。当然，作为封建王朝的一部重要行政法典，《明会典》的影响不仅止限于明代，它对后金和清代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仅清初政权施政时曾以《明会典》为据，“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而且也为清代会典的纂修提供了重要参考，清朝会典无论在体例的设定，还是在内容的编排方面，都曾以《明会典》为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