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由于东方的“蚩尤作乱，不用帝命”，黄帝又“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3］。“涿鹿”又在何处？说法也不少。不过，和阪泉不在河北同样道理，涿鹿也绝不会在河北或晋南以外的其他地方。《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云：涿鹿“或作‘浊鹿’，古今异字耳”。“鹿”与“陆”同音假借，“浊鹿”又可写作“浊陆”。运城解州镇西25里有浊泽，《史记》载：战国时期，赵、韩伐魏，两次交战于此，说明浊泽一带乃战略要地。由此看来，“浊陆”可能就是浊泽边的陆地。浊陆一战，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4］“中冀”指冀州之地，晋南正在此范围之内。擒杀蚩尤后，黄帝“乃命少昊请司馬鸟师，以正五帝之宫”。“鸟”是东夷的氏族图腾，“五帝之宫”是部落联盟的主庙。意思是命少昊统领东夷的氏族部落加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于是，诸侯“咸尊黄帝为天子”。这“天子”的说法，虽属后人附会，但从此在以晋南为中心的“三河”地区，建立起以黄、炎部落为主体、包括东夷等氏族部落在内的部落联盟却是真实的（这意味着来自北方、西方、东方以至南方的地域文化在晋南与中原文化的碰撞结合）。黄炎部落联盟地处中原，人多势盛，号称“华夏”。《说文》曰：“华，荣也”。引申为光华、兴盛；“夏，中国之人也。”引申为中原大族。“华夏”就是兴盛的中原大族。
　　从此，华夏族、华夏文明进入了孕育发展时期，到尧舜时，随着民族、民族文化融合的不断扩大加深，遂成为一体，以龙图腾为族徽的华夏族，以文字、铸铜器、宫城建筑、礼仪制度为标志的华夏文明终于形成。
　　二、陶寺文化遗址群的证实
　　发现于晋南襄汾县的陶寺文化遗址，是一处规模恢宏的反映龙山文化晚期发展到极高水平的文化遗址。该遗址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从地域上看，它西临汾河，东靠塔儿山（古称崇山或唐山），北距古平阳（今临汾市西南）仅10余公里，恰在尧文化中心的晋南地域之内。从年代上看，根据碳素年代和树轮年代测定，约当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恰把黄帝阪泉、浊陆之战，始建华夏部落联盟到尧舜时华夏族、华夏文明的形成囊括其中。遗址以公元前2200年左右为界，分为连续发展的早、晚两期。早期反映着华夏族、华夏文明的孕育发展；晚期反映着华夏族，华夏文明的孕育形成。陶寺文化遗址的发掘不但印证了晋南是华夏族、华夏文明的肇基之地，而且真实地反映了华夏族，华夏文明从孕育到形成的发展过程。
　　下面着重就陶寺文化遗址晚期的出土情况，对华夏族、华夏文明的孕育形成加以论证。晚期1000多座墓葬，成组成排地集中在一起，基本为成人仰身直肢单人葬，头朝东南，没有人殉现象，虽然仍属氏族社会的埋葬方式，但墓型上已出现了大、中、小的明显区分。大墓极少，占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其墓穴宽大，墓主皆有木棺，随葬品丰厚，多达一、二百件，其中有成套的漆木器、陶器，还有表示身份高贵的鼍鼓、特磬、彩绘蟠龙陶盘，以及玉钺等礼器。而小墓最多，占到总数的80%以上，一般无葬具，也无随葬品。大、小墓葬相差如此悬殊，反映了贫富分化，贵贱等级有别的严重程度。据此推断，大墓的主人当属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权贵，小墓的死者必是氏族部落中的一般平民。这与文献记载的尧舜军事民主制时期，私有制发展，阶级分化严重，国家权力机构萌生的情况相吻合。尤其是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铜铃，专家们认定是中国早期铜器中年代最早的复合范铸造品。在居住地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有朱笔书写的“文”字，古文字学家确认与殷墟甲骨文属同一系统，其字型结构与甲骨文十分相近。晚期遗址中，近年又发现了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城址，还有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的宫殿区，和祭祀区内1400多平方米的天文观测遗迹。文明时代指阶级社会的形成，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和标志，是铸铜器、文字、宫城建筑、礼仪制度的产生。这说明到尧舜时期，以尧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已经孕育形成。
　　陶寺文化遗址晚期的大墓中，一般都有一件红彩或红、白彩绘的蟠龙纹陶盘出土，表明唐尧时代是把赤龙作为华夏部落联盟的图腾加以崇拜的。这和《汉碑·咸阳灵台碑》记载说：尧母“庆都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始生尧”，“厥后尧求祖统，庆都告以河龙”，是一致的。龙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从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纹形象上看，它头似鳄、角似羊、身似蛇，口衔枝叉似鸟羽，这不正是华夏部落联盟是由炎帝氏族的羊图腾、东夷氏族的鸟图腾、中原氏族的鱼鳞类图腾等合为一体的象征吗！龙作为氏族部落的图腾，在尧之前是隐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