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对高邮龙虬文化孕育和影响了尧文化的推导。丁文用很大篇幅论证了7000~5000年前龙虬文化的文明程度，但谈到尧的出生和青少年时代时，却没有具体的考古资料加以说明，只是无据推定说：“经过10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到尧诞生及青少年时代，这一带文明的程度必定更高，有组织的活动越来越完善，同时对部落领袖产生了较高的领导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一些为后世所敬仰的卓绝人物是非常可能的”。无据推定的结论，是毫无说服力的。
　　我们知道，概瞰全国考古，大约在四千几百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山东、浙江、燕辽、江苏等文化系统中，普遍出现了文化断层，断层后的后续文化都呈现出退步的现象；唯独华夏联盟所在的中原地区，特别是它中心所在的晋南汾、浍三角地带，不但没有出现断层，反而在继承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诸多文化因素，产生了飞跃，使陶寺遗址群为代表的尧文化达到了领先于周边文化的中心地位。从丁文拿不出尧舜时代高邮龙虬文化发展的具体资料看，当时高邮地区肯定也正处在文化断层期间，地域文化显然是一片空白。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能孕育出尧这样为后世所敬仰的卓绝人物！
　　下面，我们再从“观于三河”和“生于丹陵”两个方面，辨析一下尧的故里到底在哪里。
　　尧母庆都“观于三河”的“三河”在哪里？把“观于三河”和“常有龙随之，……赤龙感之”联系起来看，只有黄河流域以晋南为中心的“三河”地区，才与史实相符。因为，其一，以龙为图腾的氏族部落一直生活在黄河流域，感龙而生的传说也都发生在这一带。这在前面已经例举，不再重复。由此看来，庆都只能是观于黄河流域的“三河”地区，才能“常有龙随之，……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其二，司马迁说：“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5］。这“三河”明显是指以晋南为中心的三河地区。又《汉碑·咸阳灵台碑》记载：“昔者，庆都兆舍穹精氏，姓曰伊，游观河滨，感赤龙，交始生尧”。足见，汉人心目中的“三河”，也就是“河滨”。“河滨”指哪里？《史记·五帝本纪》在“舜耕历山，……陶河滨”下，［正义］引《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亦名历山”。又云，舜陶河滨的“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由此看来，“三河”、“河滨”一回事，都是指晋南永济一代的地方。古时，永济正在“三河”地区的黄河岸边。
　　“生于丹陵”的“丹陵”又指什么地方？丁文认为是指高邮的神居山一带。因为神居山不仅在“三阿之南”，而且是一块面积80000多平方米，相对高10~20米的有着红棕色土壤的丘陵。“红”即“丹”，红色的丘陵，就是“丹陵”。
　　我们认为，这一说法不正确。“丹陵”指的应该是山西上党地区长子县城南丹河的发源地“丹林”。《山海经》曰：“沁水之东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即指此。“林”与“陵”近音，故“丹林”亦称“丹陵”。
　　经考证，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炎帝部落东迁时，有一支先迁到河南洛阳一带建伊国，后又渡河北上，进入上党地区建耆国。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记的“先国伊，继国耆”的伊耆氏部落。今上党东北的黎岭有耆国遗址。《史记·周本纪》［正义］ 曰：“耆国即黎国、在上党东北”。200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上党东北的黎城县发掘了西周的黎侯墓，出土了黎侯即耆侯的青铜器铭⑤，从而证实了这里确曾是伊耆氏部落的居住地。上党长子县城南的丹陵，恰在伊耆氏部落的居住区内，这与文献记载的尧初生时，“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相吻合。又《帝王纪》说：“帝挚初即位，封异母弟放动于唐”。遂后，唐人世居于唐。周初，唐有乱，周公灭之，成王“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6］。上一世纪末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山西考古研究所合作，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方位内，经对天马一曲村遗址的发掘，果然发现了晋国早期从文侯到武侯的八位晋侯及其夫人墓葬⑥，从而证明了晋国的始封地和尧封于唐的唐地，确实在晋南塔儿山（古唐山）麓的今冀城一带。唐地离上党长子县城南的丹陵不远，这又与尧生在丹陵、“及长，封于唐”的文献记载相吻合。
　　塔儿山四周的广大丘陵地区，为陶寺文化遗址群的聚集地。庆都“观于三河”，在其西南；尧生于丹陵，在其东北；尧“封于唐”，在其东南；尧都平阳，在其西北，都在山西晋南与晋南相邻的晋东南地域之内。从地望上看，以上诸地不仅环环相扣，自成锁链，而且也都与有关尧的文献记载、考古资料相吻合。这说明尧的故里和尧都平阳一样，都在尧文化的发祥地晋南和晋南毗邻的晋东南一带，是无可非议的。
　　
　　参考文献：
　　［1］［2］［3］ 史记·五帝本纪
　　［4］ 四库全书·逸周书
　　［5］ 史记·货殖列传
　　［6］ 史记·晋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