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国语·晋语》载：有娇氏女，感神龙首生炎帝；《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说：黄帝“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都不知具体所指。到了尧的时代则具体明确了。龙被确立为华夏部落联盟的图腾，标志着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华夏族作为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已经形成了。从此，龙备受尊崇，华夏族人开始称自己是龙的传人，华夏族的历代帝王也称自己是“真龙天子”。
　　陶寺类型的文化遗址，迄今发现80多处，其面积多在一万平方米以上，有的达数万平方米，以至数十万、上百万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文化遗址都集中在以临汾盆地为中心的晋南地区，其他地区没有。这就无可辨驳地证实了晋南不仅是华夏族的肇基之地，而且是尧文化的直接发祥地。正是因此，苏秉琦先生在他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③ 中感慨地说：“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至7000年前到距今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直根”就是“主根”，它表明晋南才是华夏族、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
　　
　　与高邮发祥说商榷
　　丁季华、薛小荣二位先生在《尧文化圈漂移点击——兼论高邮是尧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一文中（下简称“丁文”）④，通过对历史文献中有关尧出生地、早期活动地的解读和对高邮龙虬文化发展的推定，论证说：尧的故里及早期活动中心在高邮，高邮是尧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对此，无论是丁文论证的方法，还是论证的结果，我们都不能赞同，特辨析如下，以与二位先生商榷。
　　在论证方法上，丁文割裂引用文献、断章取义、以偏代全的作法显见。如，解读“水逆行”，割裂了引文中的“当尧之时，……泛滥于中国”；解读“斗维之野”，割裂了引文中的“母曰庆都”；解读“三阿之南”，割裂了引文中的“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解读“观于三河”，割裂了引文中的“常有龙随之。……赤龙感之”；解读“生于丹陵”，割裂了引文中的“及长，封于唐”；论证龙虬文化对尧及尧文化的孕育和影响，又只讲7000~5000年前龙虬文化的文明程度，避而不谈4000多年前，在尧的童年、青少年时代，龙虬文化的发展状况。
　　这样断章取义、以偏代全的论证，其结论自然不能融会贯通引文，更不能自圆其说。
　　从解读的五条文献资料看，有的放回原文便不攻自破，如，作者解读“水逆行”的结论是，洪水泛滥完全是由海浸造成的，黄河流域地势高，根本不可能发生旷日持久的大水灾。尧文化主要是生活在江淮一带的尧部落群，为了逃避海浸，漂移到中原，把东部土著部落的原文化因子带到中原后形成的。将“水逆行”放回原文，却是“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很清楚，“当尧之时”，是指尧在位之时；“中国”是指舜“之中国践天子位”的晋南地区。明明说的是尧在位时，晋南一带遭到洪水泛滥，这和文献中记载的大禹治水自冀州始和大禹用疏通河道的方法，把高处的洪水引入大海是一致的。既如此，怎么能断言当时黄河流域根本不可能发生大的洪水，又怎么能够把尧和东部的土著部落联系起来，说尧文化主要是尧部落群把他们的原文化因子带到中原后形成的？又如，“斗维之野”放回原文，是“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明明说的是尧母庆都生于斗维之野，怎么能说尧也必然生于斗维之野。谁都知道，由于人的迁徙流动，母子生于两地，是司空见惯的。
　　有的根本不足为据，如“三阿之南”。其一，“三阿之南”不见于先秦的文献记载，显然出于后人之手；其二，虽然《皇览》与皇甫谧同有此说，但《皇览》的编者与皇甫谧同代同时，从表述的文字上看，《皇览》载：尧“生于三阿之南，寄伊长孺之家”；皇甫谧说：尧生“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二者如出一辙，若属彼此抄袭，实难免“孤证”之嫌；其三，即使“三阿之南”确证有此，把“三阿之南”放回原文，和“寄于伊长孺之家”联系起来，若不能证明伊耆氏就住在高邮一带，说尧生在高邮，也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