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中央苏区;乡村;选举运动
　　[论文内容提要]中央苏区乡村的选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深入开展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群众的实际生活,以及广泛的宣传和发动,不断提高了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选举运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广泛性;与此同时,在组织选举的实践中,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完善选举制度,规范选举的程序和方法,不仅使三次选举取得了一次比一次更成功的胜利,而且对中央苏区农村的政治､经济建设和推动革命战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苏维埃最广泛的民主,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1]民主选举是苏维埃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形式｡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从1931年年底至1934年年初中央苏区进行过三次选举运动｡这三次选举在选举系统上分为,区以上的各级苏维埃政权实行间接选举,区以下的乡苏维埃和县直属的市苏维埃实行直接选举｡本文仅就中央苏区乡村直接选举如何发动群众,组织选举及其选举所产生的作用等略作分析和探讨｡
　　
　　一
　　
　　乡苏是苏维埃最基本的行政组织,为建立健全有强大工作能力的地方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临时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乡苏的选举,不仅在苏维埃宪法､选举制度和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等法令中明确规定了乡苏选举的原则､程序和方法,而且将乡苏和市苏的选举看成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选举｡”[2]为了发动和吸收乡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选举,中国共产党和临时中央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方法和措施｡
　　(一)深入开展阶级斗争,激发群众参加选举运动的主动性｡1931年年底和1932年年初,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选举运动时,由于“一般群众对于选举,脑筋里的印象很浅,”[3]对选举的意义认识不足,各地选举的空气一度“非常沉寂”｡中央巡视员陈毅在检查江西省选举运动情况时发现以上不良现象后,在1932年1月17日《红色中华》报发表文章,指出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还没有动员起来,把分土地分谷物打土豪等斗争与省选联在一起,群众还不懂得从这些斗争中物色自己应该选举的人,以及自己怎样从斗争中争取自己在选举中的地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项英特地为该文写按语,明确指出:“深入阶级斗争,是动员群众最主要的办法｡”此后,中央苏区乡一级的直接选举,与查阶级巩固土地革命成果､肃清革命政权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阶级斗争紧密结合,“使土农群众了解苏维埃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如选举不好的人去做工作,就不能替大家谋利益｡”[4]阶级斗争的深入开展,提高了群众对选举意义的认识,从而激发了乡村群众为选出自己的代表而自觉参加选举运动的主动性｡
　　(二)联系群众的实际生活,调动群众参加选举运动的积极性｡“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5]苏维埃选举运动如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空喊发动群众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号召,“在整个苏维埃选举运动中,必须联系到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6]遵循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乡一级的选举运动十分注重收集群众的要求和意见,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在选举大会上普遍的有提案,其中以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解决几年来无音讯的红军老婆的问题,消除市面现洋与纸币的差异现象,进行节省运动,推销公债,扩大合作社组织,准备春荒,女子由甲地嫁到乙地土地问题解决,修理道路桥梁,设俱乐部列宁小学等问题为最多｡”[7]杨殷县泮溪区长教乡群众的提案着重于经济建设方面,重要的提案有“开发油山､石灰矿､加紧冬耕､禁宰耕牛､巩固苏维埃金融等｡”[8]该乡根据当地的客观情况,还在“选举中建立了一个皮纸生产合作社｡”[9]同区二坑乡在选举中“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都有极大的发展｡”[10]为改善群众生活,兴国县城冈区演元乡群众提出“日用品､药材､棉花､食盐等输入问题,请求上级苏维埃国民经济部门特别注意｡”[11]“胜利县平安区各乡群众要求发展对外贸易,尽量把苏区出产品运出白区,从白区运进大批的盐布｡”[12]为改变乡村交通落后,群众出行不便的困难,兴国县城冈区各乡在选举运动中开展修理道路桥梁的竞赛,城冈乡“增修石桥一座､木桥一条”,“小获乡增修木桥三条,县路五里,”“白塘乡增修县路五里,石桥一座,”“繠龙乡增修县路十里,增修木桥一条”,“增溪乡增修县路五里,木桥二条｡”[13]由于乡村选举密切联系群众的实际生活,从而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参加选举运动的积极性｡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曾就此总结说:“苏维埃选举运动的发展,使选民群众极大地认识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过去不积极参加选举的民众,现在许多都积极参加起来了｡”[14]
　　(三)进行普遍的宣传动员,提高群众参加选举运动的广泛性｡由于受封建地主阶级超经济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农民普遍性地没有文化知识和民主参政意识｡中央苏区开展选举运动时,许多群众不仅对民主选举的意义缺乏认识,而且对选举的法令茫然无知,“有人说,‘选举权是可以参加选举的意思,被选举权是豪绅地主富农等被剥夺选举权的意思,’又有人说:‘十六岁以上的贫苦工农享有选举权,老的少的､不能做事的是享有被选举权｡’”[15]“(宁都县)安福区把吃鸦片烟的,不分阶级成份,一概剥夺了选举权,固厚区富足乡把四十五岁以上的都剥夺了选举权｡”[16]鉴于这种状况,为普及苏维埃选举的法令知识和提高群众的民主参政意识,中国共产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挨门挨户作宣传工作”,“动员所有宣传机关和群众团体,进行普遍的宣传鼓动工作｡”[17]1933年第三次选举,“普遍以乡为单位,组织了三人至七人的宣传队,比较先进的地方组织了化装讲演,演新戏,俱乐部开晚会,各学校上选举课等｡”[18]为使宣传动员取得好的效果,中央苏区直接领导选举运动的内务部除大造声势分别召开了北部18县和南部18县两个选举动员大会外,还办了两期培训宣传和指导选举工作的干部培训班｡各省､县､区也开办了选举运动的训练班,如江西省博生县梅江区召集各乡宣传队到苏区集中训练,“讨论关于选举运动的各项问题,对于选举运动的重大意义和重要方法,宣传鼓动工作,选举手续及选举的条文,都有了相当的了解,才回到各乡去工作｡”有的乡“宣传的内容比较活泼,不是一般的背诵几个中心口号,能够实际地与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群众了解今年选举运动的重大意义｡”[19]有的“村组织了宣传队,深入各家各屋去作广泛宣传,使每个选民都来参加选举｡”[20]通过上述普遍深入的宣传动员,中央苏区乡村群众的民主觉悟和参加选举的广泛性不断提高｡“一苏大会后两次选举中,第二次比第一次参加选举的人数更见增多｡”[21]1933年的第三次选举更是“吸收了最广大的选民,根据几个统计,先进的如:兴国全县､上杭才溪区､瑞金武阳区,平均到会的选民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比较落后的地方如西江县､洛口县,到会选民平均在百分之六十二以上,中等区如瑞金的下肖区到会选民平均在百分之七十一以上,拿这些数字来推算,到会的选民当在百分之八十以上｡”[22]
　　
　　二
　　
　　群众的广泛参与,固然是中央苏区的选举运动在乡村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但要取得选举的实效,即通过选举“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份子选进苏维埃”,[23]则还需在选举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严格遵循苏维埃选举法令,规范化地开展选举的各项工作｡中央苏区的乡村选举的程序和方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