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中央苏区乡村的选举运动(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三
中央苏区乡村的三次选举运动,对中央苏区农村的政治、经济建设和推动革命战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其一,改造了乡苏维埃政府。中央苏区“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48]许多“区乡办事人员的成份,大部分是流氓富农,甚至于地主豪绅子弟,纵有些少数工农分子,亦受他们的包围和欺骗。”[49]这种状况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31年12月15日发布的训令中明确其实质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乡与城苏维埃,没有真正建立起来。”[50]由此而开展的选举运动在农村彻底改造了乡苏维埃政府。选民登记、候选人名单公布以及选举大会表决这三个选举程序如三道严密关口,不仅将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去,而且唾弃了原乡苏政权中的腐化堕落分子、消极不积极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如福建上杭县通贤乡候选人名单中“两个最主要负责的人”,一个是党支部书记,查田中把十三担好田换给自己,另一个是乡苏主席,募捐收入未公布清单且帐目不清,都受到“群众最严重的批评,选举大会中没有当选为代表。”[51]瑞金县下肖区沙州乡选举时,“有些与地方富农妥协的份子,及几个对革命工作表示消沉、和斗争比较不积极的份子,均经多数选民的反对而否决。”如此严格、规范的选举,“选出了政治坚定、斗争经验丰富工作积极,真正能代表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代表。”[52]苏维埃基层政府的形象和乡苏代表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代表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蔚然成风。杨殷县泮溪区长教乡“当选的代表集中开会时,一致要求自带伙食,而把公家发给的伙食费捐助红军战费。”[53]群众称颂:“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在纯洁了组织转变了干部作风的同时,选举运动还使乡苏政权“改善了工作方向”,选举大会集中选民意见通过后形成的提案,使乡苏的各项工作“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的任务,”[54]。
其二,推动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在选举运动中,提高了政治觉悟的乡村群众曾兴起踊跃购买临时中央政府经济建设公债的热潮。如“杨殷县泮溪区二坑乡,在选举运动中,提高了对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推销了公债三千余元,超过原定的计划。”[55]胜利县仙霞区“单是仙霞乡一乡推销了(公债)三千四百余元。”[56]福建上杭县才溪区“下才溪(乡)在(选举大会)会场中一天买了(公债)一千五百多元,上才溪(乡)六百三十元。”[57]选举运动还极大地调动了乡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们大量开垦荒地,扩大了耕种面积,“有些县份如兴国等完全消灭了荒田,连荒了几十年的‘死地’也苏生起来。”在兴修水利方面,仅江西瑞金县在1934年春就修复和新建陂圳1404处,水塘3379个,94%的农田得到水利的灌溉。[58]为解决耕牛、农具匮乏和青壮年男子大多参加红军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各乡村广泛组织了犁牛合作社和劳动互助组。犁牛合作社以没收地主的和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为基础,农民再共同集股添购耕牛农具,在农户之间有计划地调剂使用。劳动互助组一般以村为单位,凡农民及其它有选举权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可加入。为开发劳动力资源,乡苏政府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并组织有经验的老农指导妇女学会犁田耙田插秧等农活。1934年5月28日《红色中华》报道,“在福建今年的春耕中,已学会犁耙和莳田的妇女有一千六百多人,在兴国今年一月全县还只有三百三十六个妇女会犁耙,到四月就有一千零八十多人了。瑞金全县学习犁耙与莳田的妇女,共有一千四百八十八名,学会的已有三百四十八人。”妇女已成为中央苏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经过艰苦努力,中央苏区的农业经济不断恢复和发展,“一九三三年的农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59]
其三,支援了革命战争。苏维埃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与发展革命战争,一切工作以战争为中心。围绕这一中心,中央苏区乡村的选举运动与完成战争动员,扩大红军、慰问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等工作紧密结合。如福建上杭县才溪区“大地乡选民大会中,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全乡赤卫军模范营两班中去了一班。”[60]“兴国的文溪区在选举中扩大红军一百二十七名,上杭旧县区苏代表会有三分之一的男代表报名去当红军,决定做草鞋一千五百双(慰问红军)。”[61]选举运动极大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提出要以选举运动的胜利,“去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62]此后,虽然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及其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最终遭到失败,但选举运动在动员和组织乡村广大民众积极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光辉业绩是永垂青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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