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急递铺的几个问题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作为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之一的急递铺肇始于宋，元朝已普遍推广，至明代则成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的邮驿三大机构之一，且居于首位，日夜不停地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服务，在巩固封建政权中起着巨大作用。急递铺也是中国古代邮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对其中不甚明晰的问题诸如急递铺的数量、急递铺的递送手段、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等问题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还订正了过去人们长期认为明代急递铺是马递的误解，而得出了明代急递铺是步递的新结论。并指出急递铺的创立是邮驿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它的广泛设立也有助于商业的贸易，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促进沿途经济的交往、文化的融合和风俗的同化。
一
急递铺，为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之一。它肇始于宋，迄元朝普遍推开。
宋代，邮驿组织由兵部驾部直接管理。“凡奉使之官赴阙，视其职治给马如格。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①］。邮驿组织的功用与效应，日益为全社会所关切，分工越细密。一种高速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快速军邮制——急脚递，就在这时应运而生。这种急脚递，有步递，有马递，有急脚递。急脚递最快，日行四百里。递铺之间相距不一，有１０里，有２０里。但据说，这种快递只用于战争时期。至北宋神宗熙宁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又有一种金字牌急递铺，如同古代羽檄一般，速度更快，每天可行五百里，专门递转皇帝下达的紧急军务。金国章宗泰和元年（１２０１年），设有都提控急递铺兵［②］。
元代，国家疆域广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邮传，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举”［③］。急递铺的作用极为显著。元世祖时，自燕京至开平府，复自开平府至京兆，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户内，签起铺兵［④］。至元九年（１２７２年），有人上疏说：诸路急递铺名，不合人情。急者急速也，国家设官署名字必须吉祥者为美，宜更定之。遂更为“通远铺”［⑤］。于是，后来又称急递铺为“通远铺”。
明太祖立国之初，为完成统一大业，复兴社会经济，在南征北战、发展生产的同时，对于邮驿事业亦看得十分要紧。治水，开山，修路，造桥，备马匹，置车船，一方面承元旧制，一方面有所创新。于洪武元年（１２６８年）正月二十九日，同时并“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⑥］。后来，又分别在两京和各州县设立急递铺总铺。水、马站，洪武九年改为水马驿。水置船，陆用牛、马、车。
急递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为明代邮驿三大机构，日夜不停地为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服务，在巩固封建政权中起着巨大作用。也是中国古代邮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可惜，《明实录》、《大明会典》等主要史籍，对于急递铺的情况缺乏完整的记录。有些问题说得比较清楚，有些则不甚明晰。例如：它的数量与递送手段、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等，或是根本未予涉及，或多语焉不详。以致后人不能明其全貌，有的甚至造成误解。因此，很有必要加以勾画和研究。本文试就前述几个问题，略叙己见。不妥之处，敬希赐正。
二
急递铺的数量与分布，事关其在明代邮驿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其数量又与铺距不无关系。
有人说：“高皇帝（明太祖）混一区寓，幅员万里而遥，遐迩相联，将命之臣，奉公之役，趾日错于道而不休。自京师设会同馆外，每于边腹郡邑，村镇要会处所，设立水马驿、递运所，司递转运之役，所关军国机务最急”［⑦］。又有人说：“驿递者，国之脉络，不容壅滞者也。故在国初（明初），水马驿栉比蔓绵，恒处于有余”［⑧］。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兵部》言：“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
以上都只提到水马驿、递运所。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驿传一·水马驿上》、卷一四六《驿传二·水马驿下》、卷一四七《驿传三·递运所》，分别胪列了分布在全国各府州县水马驿、递运所的名称与数目。水马驿总计１０３２处，递运所１４６处。该书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却只寥寥数语，铺名、铺数，一概全无。《元史》、《永乐大典》编修于明初，二书对元代水马驿的名称与数目，记载甚为详备，唯独对元代急递铺的名目是空白。可见《明实录》与《大明会典》的做法，也是本于“明承元制”［⑨］。
汉制，每３０里置一驿。唐与汉同，全国共有水、驿１６３９处。宋代，对驿站之间的距离做了更新，改为６０里置一驿，不如汉、唐那般稠密。而其急递铺的建制，为１０里，或２５里，设一铺。从里距看，急递铺多于水马驿，应属无疑。
元朝建国以前，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下诏：“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急递铺自是广泛建立。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年）进一步在元大都“设置总急递铺提领所，降九品铜印，设提领三员”，以加强对急递铺的管理。据《元史·兵志四·站赤》载：元代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以及河南与江北等处、陕西、四川、云南诸路、甘肃等９个行中书省，所辖陆站、水站、牛站、狗站、马站、轿站、步站，总计为１４０１处。元代驿站的里距，史书（包括《永乐大典》在内）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但由宋、明前后二代驿站的里距推测，元代驿站的里距，与宋、明当相去不远。元代急递铺的里距，一般是：“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⑩］，铺兵５人。以此观之，元代急递铺的数量，亦将在水马驿之上。
明代驿递之制，基本上沿袭元代。急递铺尤其如是。从铺舍建设、内部经理、公文检验、包装、交接手续，到急递之法与对铺兵的具体要求等，几如出自同一模式。明代水马驿的里距，“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水站一般比陆站长些。
急递铺的铺距。洪武元年正月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实际虽非如此划一，但以１０里者居多，则是凿凿有据。
例如：北直隶顺天府宛平县万历时，有急递铺１２处。其规制、职掌、铺兵额数、铺距、方位、邮递路线为：每铺设铺司（铺长）１名，掌送到官文书籍记件角时日而递发之。铺兵３名，轮次传送，凡４６人。
自县前铺起，１０里至施仁，分为二：
一自施仁１０里至彰义铺，又１０里至义井铺，又１０里至芦沟桥铺，又１０里至新店铺，通良乡；
一自施仁１０里至高店铺，又４０里至田家庄铺，又２５里至黄垡铺，通固安县。
县北路：５里至石牌铺，又１５里至双线铺，通昌平州。
县东路：１８里至胡渠铺，通密云县［①②］。
又如，浙江嘉兴府嘉兴县除分秀水、嘉善二县外，计有急递铺８处。
东塘三铺，达嘉善县；常丰铺，在县东１０里；团港铺，在县东北２０里；龙华铺，在县东北３０里（秀水县给司工食）。
东南塘三铺，达平湖县；常丰铺（见前）；十八里铺，在县东南２０里；新丰铺，在县东南４０里。
南塘三铺，达海盐县；落纤铺，在县南１０里；钟塘铺，在县南２０里；马泾铺，在县南３０里。
常丰，落纤二铺，冲要，每铺原设司兵９名，后各裁减１名。团港等５铺，偏僻，每铺原有司兵７名，后各减去１名［①③］。
再如，广东惠州府各县急递铺数量甚多，而里距则颇为划一。
归善县，有急递铺１９处：
府门铺东由县学前１０里至响地；２０里至冉棠；３０里至莲塘，俱东里。４０里至冷泉，在驯雉。５０里至茶亭；６０里至仙角，俱东里。７０里至白花；８０里至黄果；９０里至平山；１００里至迳心，俱内外管。１１０里至秀鹿；１２０里至笔山，在上下淮。１３０里至平桥；１４０里至白云；１５０里至分水；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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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递铺，为中国古代邮驿组织之一。它肇始于宋，迄元朝普遍推开。
宋代，邮驿组织由兵部驾部直接管理。“凡奉使之官赴阙，视其职治给马如格。官文书则量其迟速以附步马急递”［①］。邮驿组织的功用与效应，日益为全社会所关切，分工越细密。一种高速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快速军邮制——急脚递，就在这时应运而生。这种急脚递，有步递，有马递，有急脚递。急脚递最快，日行四百里。递铺之间相距不一，有１０里，有２０里。但据说，这种快递只用于战争时期。至北宋神宗熙宁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又有一种金字牌急递铺，如同古代羽檄一般，速度更快，每天可行五百里，专门递转皇帝下达的紧急军务。金国章宗泰和元年（１２０１年），设有都提控急递铺兵［②］。
元代，国家疆域广大，“东渐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属国，皆置邮传，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举”［③］。急递铺的作用极为显著。元世祖时，自燕京至开平府，复自开平府至京兆，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漏户内，签起铺兵［④］。至元九年（１２７２年），有人上疏说：诸路急递铺名，不合人情。急者急速也，国家设官署名字必须吉祥者为美，宜更定之。遂更为“通远铺”［⑤］。于是，后来又称急递铺为“通远铺”。
明太祖立国之初，为完成统一大业，复兴社会经济，在南征北战、发展生产的同时，对于邮驿事业亦看得十分要紧。治水，开山，修路，造桥，备马匹，置车船，一方面承元旧制，一方面有所创新。于洪武元年（１２６８年）正月二十九日，同时并“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⑥］。后来，又分别在两京和各州县设立急递铺总铺。水、马站，洪武九年改为水马驿。水置船，陆用牛、马、车。
急递铺与水马驿、递运所，并称为明代邮驿三大机构，日夜不停地为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服务，在巩固封建政权中起着巨大作用。也是中国古代邮驿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可惜，《明实录》、《大明会典》等主要史籍，对于急递铺的情况缺乏完整的记录。有些问题说得比较清楚，有些则不甚明晰。例如：它的数量与递送手段、铺兵的负担与承充期限等，或是根本未予涉及，或多语焉不详。以致后人不能明其全貌，有的甚至造成误解。因此，很有必要加以勾画和研究。本文试就前述几个问题，略叙己见。不妥之处，敬希赐正。
二
急递铺的数量与分布，事关其在明代邮驿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其数量又与铺距不无关系。
有人说：“高皇帝（明太祖）混一区寓，幅员万里而遥，遐迩相联，将命之臣，奉公之役，趾日错于道而不休。自京师设会同馆外，每于边腹郡邑，村镇要会处所，设立水马驿、递运所，司递转运之役，所关军国机务最急”［⑦］。又有人说：“驿递者，国之脉络，不容壅滞者也。故在国初（明初），水马驿栉比蔓绵，恒处于有余”［⑧］。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兵部》言：“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
以上都只提到水马驿、递运所。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四五《驿传一·水马驿上》、卷一四六《驿传二·水马驿下》、卷一四七《驿传三·递运所》，分别胪列了分布在全国各府州县水马驿、递运所的名称与数目。水马驿总计１０３２处，递运所１４６处。该书卷一四九《驿传五·急递铺》，却只寥寥数语，铺名、铺数，一概全无。《元史》、《永乐大典》编修于明初，二书对元代水马驿的名称与数目，记载甚为详备，唯独对元代急递铺的名目是空白。可见《明实录》与《大明会典》的做法，也是本于“明承元制”［⑨］。
汉制，每３０里置一驿。唐与汉同，全国共有水、驿１６３９处。宋代，对驿站之间的距离做了更新，改为６０里置一驿，不如汉、唐那般稠密。而其急递铺的建制，为１０里，或２５里，设一铺。从里距看，急递铺多于水马驿，应属无疑。
元朝建国以前，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下诏：“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急递铺自是广泛建立。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年）进一步在元大都“设置总急递铺提领所，降九品铜印，设提领三员”，以加强对急递铺的管理。据《元史·兵志四·站赤》载：元代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以及河南与江北等处、陕西、四川、云南诸路、甘肃等９个行中书省，所辖陆站、水站、牛站、狗站、马站、轿站、步站，总计为１４０１处。元代驿站的里距，史书（包括《永乐大典》在内）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但由宋、明前后二代驿站的里距推测，元代驿站的里距，与宋、明当相去不远。元代急递铺的里距，一般是：“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⑩］，铺兵５人。以此观之，元代急递铺的数量，亦将在水马驿之上。
明代驿递之制，基本上沿袭元代。急递铺尤其如是。从铺舍建设、内部经理、公文检验、包装、交接手续，到急递之法与对铺兵的具体要求等，几如出自同一模式。明代水马驿的里距，“陆站六十里或八十里”；水站一般比陆站长些。
急递铺的铺距。洪武元年正月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实际虽非如此划一，但以１０里者居多，则是凿凿有据。
例如：北直隶顺天府宛平县万历时，有急递铺１２处。其规制、职掌、铺兵额数、铺距、方位、邮递路线为：每铺设铺司（铺长）１名，掌送到官文书籍记件角时日而递发之。铺兵３名，轮次传送，凡４６人。
自县前铺起，１０里至施仁，分为二：
一自施仁１０里至彰义铺，又１０里至义井铺，又１０里至芦沟桥铺，又１０里至新店铺，通良乡；
一自施仁１０里至高店铺，又４０里至田家庄铺，又２５里至黄垡铺，通固安县。
县北路：５里至石牌铺，又１５里至双线铺，通昌平州。
县东路：１８里至胡渠铺，通密云县［①②］。
又如，浙江嘉兴府嘉兴县除分秀水、嘉善二县外，计有急递铺８处。
东塘三铺，达嘉善县；常丰铺，在县东１０里；团港铺，在县东北２０里；龙华铺，在县东北３０里（秀水县给司工食）。
东南塘三铺，达平湖县；常丰铺（见前）；十八里铺，在县东南２０里；新丰铺，在县东南４０里。
南塘三铺，达海盐县；落纤铺，在县南１０里；钟塘铺，在县南２０里；马泾铺，在县南３０里。
常丰，落纤二铺，冲要，每铺原设司兵９名，后各裁减１名。团港等５铺，偏僻，每铺原有司兵７名，后各减去１名［①③］。
再如，广东惠州府各县急递铺数量甚多，而里距则颇为划一。
归善县，有急递铺１９处：
府门铺东由县学前１０里至响地；２０里至冉棠；３０里至莲塘，俱东里。４０里至冷泉，在驯雉。５０里至茶亭；６０里至仙角，俱东里。７０里至白花；８０里至黄果；９０里至平山；１００里至迳心，俱内外管。１１０里至秀鹿；１２０里至笔山，在上下淮。１３０里至平桥；１４０里至白云；１５０里至分水；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