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口述史学漫谈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一、口述史学义界
人类原始发展期间，有一项重大的创举，那就是利用语言。几万年以来，语言已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工具和标志。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传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们口述流传而来的。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有盘古开天地，有所谓燧人氏、有巢氏、庖牺氏、神农氏等老祖宗的事迹，也有宙斯众神和诺亚方舟等传说，正是多少代人口述流传下来的。由口述流传到有文字，文字又再写到纸上，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到今天虽已经进步到有多种专为信息用的工具，例如电脑，但一直还没有人愚蠢地提出要取消语言。人们的嘴巴依然还是人类基本的信息传递工具之一。
口述传说（Oral tradition）各种知识，似乎象一种无形的口述制度，在从古到今的中国及世界许多国家中，一直有十分兴旺的活力。我们很容易在各地民众的习俗技艺和生活方式中，发现大量口传方式和口述专用内容，真是世传不辍，蔚为奇观。这既与各民族的文化基础有关，亦与口述传说实际上在执行教育和合法性灌输任务的特点有关。中国古人曾经留下许多格言，这里抄录几条为鉴：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诗经·小雅》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诗经·大雅》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
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荀子·非相》
这种传统的口述传说方式和效果，是很难用行政手段来制度化的。只是越是不够发达的民族，文盲越多的国家，其口述传说越多。这种情况对于研究者来说，反倒是机会，他们更容易使用科学手段，深入口述环境，以取得将可能永远消逝的史料。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口述传说，因为它更偏向文学了。本文讨论的是口述史学（Oral history），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笔者作如下义界：口述史学又称作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口述史料是指通过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编写成的历史为口述史。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度与文字史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别。将原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判断口述史书可以用两个标准：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以供核对；二是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幻想乱编的内容。口述史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口述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生动形象，特别适用于表述人类生活中各种基本联系。口述的心理效果是远胜于呆板的文字的；文字组成的一句话并不能够反映其中语气的深浅份量。当然口述史并不是要取代文字史，它们各有其适用度，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和纠正。
（二）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重现历史是现代历史学界的主流工作，尤其在假冒伪劣“历史商品”太多的时候。
（三）口述史所运用的口述史学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能象传统史学那样仅在书房中翻旧书就可以研究了。口述方法是要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并且有一套国际通用规范程序。
（四）口述史工作计划可以多样化，不论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主题为中心，皆可以事前设计安排。
（五）口述史是一种可取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界上层垄断提出挑战，因为普通的受访者和访问者都可以成为历史角色。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都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表述。而不再是停留在某些政治家的口头上。
有一位英国学者托什（J·Tosh）写道：“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象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①］还有汤普森先生对口述史的见解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②］这种见解很值得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借鉴。
二、中国史学界的传统方法之不足
中国历史学传统悠久，自从司马迁愤而著《史记》，左丘明盲而作《左传》以来，形成纪传和编年两大写史系列，千余年间写出了世界上丰富的史籍群之一。所谓史家四德——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绝不是凭空总结出来的，并且都是建筑在史料基础上。古史中就有大量口述史料，例如因司马迁在《史记》中广泛使用，才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介绍，有刘邦、项羽各自评价秦始皇的话语，等等，使得极其生动翔实的史书流传至今。又如更早的《论语》，正是口述语录体，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产物。我们不妨说，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界中，口述方法是长期受用的；自然在西方古代史学中，口述方法也是受用的。到了清代，乾嘉学派因政治压力而被迫致力于考据学，长年累月钻故纸，使得史学脱离现实，不单扼杀了新史学方法的探索，结果就连老祖宗原先所擅长的口述史方法也弃之不用，似乎是“口说无凭”。这真是遗憾至今，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
“凡是没有史料（文字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你说它是假的吧，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吧，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你说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责备。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们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所以，这是研究历史者所不能不过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③］
近代中国变革需要新史学，大兴疑古之风，新学与旧学形成强烈冲突，其中也包括迫使新人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寻新史料。梁启超先生就曾以狂飙言论横扫史学界，他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④］在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将史料分类，有一类正是“传述之口碑”。其解释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⑤］梁先生是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界的“四蔽二病”而言，它们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六、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⑥］在本世纪初，这种言论自是有理也有力，但在理论上则不足，因为作为史学工作者，如果将这“四蔽二病”反过来，知道了原先不知的“有国家”、“有群体”等等；反对原先知道的“朝廷”、“个人”等等，中国史学的进步依然很难说，毛病依然存在。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实践就是明证，恰如顾颉刚先生自述那样：“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⑦］此话中有他自谦之意，但也是他的实际感叹。问题就出在普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上，空头理论家的空话太多，而实践者往往受制于“理论家”，实践所产生的“真知”被自封的理论所禁锢。
中国史学的问题，文
人类原始发展期间，有一项重大的创举，那就是利用语言。几万年以来，语言已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工具和标志。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传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们口述流传而来的。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有盘古开天地，有所谓燧人氏、有巢氏、庖牺氏、神农氏等老祖宗的事迹，也有宙斯众神和诺亚方舟等传说，正是多少代人口述流传下来的。由口述流传到有文字，文字又再写到纸上，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到今天虽已经进步到有多种专为信息用的工具，例如电脑，但一直还没有人愚蠢地提出要取消语言。人们的嘴巴依然还是人类基本的信息传递工具之一。
口述传说（Oral tradition）各种知识，似乎象一种无形的口述制度，在从古到今的中国及世界许多国家中，一直有十分兴旺的活力。我们很容易在各地民众的习俗技艺和生活方式中，发现大量口传方式和口述专用内容，真是世传不辍，蔚为奇观。这既与各民族的文化基础有关，亦与口述传说实际上在执行教育和合法性灌输任务的特点有关。中国古人曾经留下许多格言，这里抄录几条为鉴：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诗经·小雅》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诗经·大雅》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
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荀子·非相》
这种传统的口述传说方式和效果，是很难用行政手段来制度化的。只是越是不够发达的民族，文盲越多的国家，其口述传说越多。这种情况对于研究者来说，反倒是机会，他们更容易使用科学手段，深入口述环境，以取得将可能永远消逝的史料。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口述传说，因为它更偏向文学了。本文讨论的是口述史学（Oral history），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笔者作如下义界：口述史学又称作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口述史料是指通过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编写成的历史为口述史。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度与文字史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别。将原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判断口述史书可以用两个标准：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以供核对；二是要符合史学的基本原则，排除幻想乱编的内容。口述史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口述能够纠正文字的偏见，生动形象，特别适用于表述人类生活中各种基本联系。口述的心理效果是远胜于呆板的文字的；文字组成的一句话并不能够反映其中语气的深浅份量。当然口述史并不是要取代文字史，它们各有其适用度，它们可以互相补充和纠正。
（二）口述史重视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重现历史是现代历史学界的主流工作，尤其在假冒伪劣“历史商品”太多的时候。
（三）口述史所运用的口述史学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能象传统史学那样仅在书房中翻旧书就可以研究了。口述方法是要田野作业和书斋作业相结合的，并且有一套国际通用规范程序。
（四）口述史工作计划可以多样化，不论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主题为中心，皆可以事前设计安排。
（五）口述史是一种可取的学术方式，可以对某些学术界上层垄断提出挑战，因为普通的受访者和访问者都可以成为历史角色。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都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表述。而不再是停留在某些政治家的口头上。
有一位英国学者托什（J·Tosh）写道：“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象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①］还有汤普森先生对口述史的见解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②］这种见解很值得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借鉴。
二、中国史学界的传统方法之不足
中国历史学传统悠久，自从司马迁愤而著《史记》，左丘明盲而作《左传》以来，形成纪传和编年两大写史系列，千余年间写出了世界上丰富的史籍群之一。所谓史家四德——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绝不是凭空总结出来的，并且都是建筑在史料基础上。古史中就有大量口述史料，例如因司马迁在《史记》中广泛使用，才有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介绍，有刘邦、项羽各自评价秦始皇的话语，等等，使得极其生动翔实的史书流传至今。又如更早的《论语》，正是口述语录体，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产物。我们不妨说，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界中，口述方法是长期受用的；自然在西方古代史学中，口述方法也是受用的。到了清代，乾嘉学派因政治压力而被迫致力于考据学，长年累月钻故纸，使得史学脱离现实，不单扼杀了新史学方法的探索，结果就连老祖宗原先所擅长的口述史方法也弃之不用，似乎是“口说无凭”。这真是遗憾至今，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
“凡是没有史料（文字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你说它是假的吧，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吧，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你说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责备。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们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所以，这是研究历史者所不能不过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③］
近代中国变革需要新史学，大兴疑古之风，新学与旧学形成强烈冲突，其中也包括迫使新人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探求突破，去搜寻新史料。梁启超先生就曾以狂飙言论横扫史学界，他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吾人做新历史而无新目的，大大可以不做。”［④］在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将史料分类，有一类正是“传述之口碑”。其解释为：“采访而得其口说，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⑤］梁先生是针对中国传统史学界的“四蔽二病”而言，它们是：“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五、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六、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⑥］在本世纪初，这种言论自是有理也有力，但在理论上则不足，因为作为史学工作者，如果将这“四蔽二病”反过来，知道了原先不知的“有国家”、“有群体”等等；反对原先知道的“朝廷”、“个人”等等，中国史学的进步依然很难说，毛病依然存在。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实践就是明证，恰如顾颉刚先生自述那样：“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⑦］此话中有他自谦之意，但也是他的实际感叹。问题就出在普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上，空头理论家的空话太多，而实践者往往受制于“理论家”，实践所产生的“真知”被自封的理论所禁锢。
中国史学的问题，文
